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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下医疗红包这块硬骨头
几天来，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听到了不少意见，他们站在不同角度，描述同样一个事实，纷繁复杂，活像一个万花筒。不过虽然观点各异，但大家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医疗红包代表一种社会风气，比较普遍，总的来说，指望当下就解决，挺难。
解决医疗红包为什么难？原因实在太多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有各自的说法，可有一点咱得弄清楚，有关部门也必须明白：不能因为医疗红包存在普遍根治困难，就觉得正常了。医疗红包是块硬骨头，但是一定得啃！在医患博弈之中，部分患者花费多余的资金去乞求应得的服务，市民担负了更多的医疗费用不能承受之重；在救死扶伤之际，部分医者丢失了本来的操守去谋求额外的金钱，白衣天使抛却了对弱者本应有的同情；在为民执政之时，市民对有关部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有关部门就应当在其位谋其政。
当然，本报这次的一系列报道不可能让医疗红包就此消失，但只要我们的报道能掀起社会的些许讨论，引起医疗工作者的些许思考就足够了。敢于啃医疗红包这块硬骨头，说明我们一丝热血尚存，对其熟视无睹者，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基本能力了！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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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好医生
本报开通热线电话之后，不少市民打进电话发表关于医疗红包的看法，在这些电话中，不少患者也提到了一些好大夫。这些大夫对患者负责，拒绝红包，很多还和患者成为了好朋友。记者联系到其中的一些大夫，对于这些事情，他们认为是分内之事，不愿接受采访，但在患者看来 ，却令他们感激至深。
致谢人：赵先生
感谢人：八医普外科两位医生
原因：拒收红包多次，最后把红包充了住院费
“2008年，父亲确诊直肠癌，在八医进行手术，普外科两位医生主刀。当时，我希望他们手术时特殊照顾一些，特意准备了两个红包，每个两三千元，手术之前送给两名大夫。两名医生没有收我的红包，一分也不要，我给了两三次，都不肯收。我觉得心里不踏实，还是把钱塞给了他们。手术之后，大夫又找到我，要把钱给我。当时觉得手术挺成功，也很感激，我不答应。后来了解到，他们把钱抵到了住院费里。我知道情况后很感激，觉得这真是好大夫，从那之后，逢年过节我就给他们发问候短信，他们也回，日常有些疾病我也问他们，渐渐成了好朋友，到现在，我依然很感激敬佩他们。”
记者辗转联系上了赵先生感谢的一名大夫，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很多年前的事了，很正常也很普通，没什么好宣扬的”。
致谢人：于女士
感谢人：三医消化科一位医生
原因：四年没有检查出来的病，他果断地做了处理
“4年前我就有腹泻的毛病，花了将近10万元的费用到不少医院诊治，始终不见好。2009年5月，在某医院大厅我腹痛难忍，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三医消化科的一名医生，我去了。这名医生真是我的恩人，到现在都想给他下跪。他对我的态度很好，从头到尾给我做了详细检查，最后发现胆管扩张，多家医院不能确诊，他认真分析之后确诊了，胆管癌。当时我需要转院，他又果断地给我的胆上按了支架。后来在西安，一位老教授看了胆上的支架后感叹，一个二级医院的医生能这样果断地诊治很不简单。现在我的身体状况稳定，这位大夫依然在为我治疗，他没收我红包，但他尽职尽责，我觉得他真是名很好的大夫。”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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