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飞兴 今年1月1日起，作为中国行政立法的三部曲(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之一，旨在避免权力滥用的行政强制法开始施行 。其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应该说，行政强制法可圈可点之处颇多。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权力的规制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执法理念的回归，有专家因此称该法是一部“控权法”。但细究相关条文，还存在太多的行政有可能乱作为、滥作为的空间。
比如 ，该法虽然禁止“夜袭”和节假日实施“强执”，但同时也留下了一条“尾巴”——“情况紧急的除外”。而“情况紧急”该如何界定，该法却语焉不详。由此 ，所谓的“情况紧急”，很有可能成为行政机关遮掩问题的幕布。
又如，该法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 、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当事人在限期内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很显然，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也就意味着行政机关不经第三者便径自做出行政决定。这就相当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显然有悖于基本的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又焉能保证裁决的公正与公平，以及被拆迁方的利益不被侵犯？
再如 ，该法在行政强制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方面，除了“依法给予处分”这样的字眼外，并没有任何明确具体的惩戒措施。显然，问责主体过于模糊，以及惩治力度太过轻飘，也就难以对行政违法行为产生威慑力。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对违法方的惩治则往往很容易被内部消化掉。
可见，这部法律虽然对权力作出了一些限制，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目前行政强制中“权力大于权利”的格局。鉴于公民权益的弱势状态，行政强制法的价值取向理应是“弱权强民”，即在权力与权利的天平上，应更多偏重于保护公民权利、约束行政机关的滥权。因此，在随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界定相关条文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在最大限度上堵死权力借“强执”作恶的制度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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