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节，又回故土。故土二字仿佛特指农村，正如那句感慨，“如果有来生，还有农村，我愿生长在农村，而非没有故土的城市”。但是当我们春节返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乡村的田野和河流被楼房和公路逐渐覆盖，曾经熟悉的故乡变得陌生，“城市化”不可避免地来了。
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城市冲击波，改变的不仅仅是城乡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更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在故乡，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叹息。
考上大学留在城里的，打工赚钱做个小生意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很少有困守乡土的，更没有一个再愿意像父辈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人们陆续住上了楼房，连庄稼院也越来越成了稀罕物。在农村，关于房子的故事和城市里一样多。
城市化使村庄变成了工地，“开发”是不折不扣的头条新闻。最近两三年的时间，土地价格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原来的麦田被房子取代，不管是坟头对面还是原来的垃圾场，犄角旮旯的地方都盖上了房子。从茅草房到瓦房，再到平房 、楼房，从二层、三层到六层，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村庄显得越来越陌生。
发展中的村庄像一个暴发户。因为发展得太快了，当乡亲们还满足在瓦房平房的幸福中时，就又被推进了钢筋水泥构建的庞大建筑中。
在大开发大建设的风潮中，离乡村最近的“城市”——县城，俨然已经具备了大都市的范儿。因为拆迁 ，老屋换来了中心区域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崭新房子。两年前还是3000多元一平方米的价格，如今蹿到了5000元以上。孩提时的玩伴，虽然有一份在事业单位的体面工作，仍要为小县城里的一套房子伤透脑筋，那套房子与婚姻有关，同样丈量着爱情的距离。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城市，不再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梦想，在享受便捷、广阔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感受到了高房价、高物价、交通拥堵带来的压力。
近乡情怯，在回忆中，我们有了更多挥之不去的乡愁。
被时间和空间揉碎了的故乡，有时候是一条让我们恨得牙痒痒的泥泞路 ，有时候是一条曾把我们深情揽入怀、如今却已被垃圾覆盖的小河。
被揉碎和改变的还有那些熟悉而陌生的故人。
就连父母和孩子，也在两条路上越走越远，一个执拗地坚守，一个坚决地离开。
这个春节，我的父母同样为“开发”的事情伤着脑筋。一方面，他们想盖楼改善住房 ，但又舍不得丢弃珍贵的土地。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楼盖好后少说也能分得七八个房间，平时只有他们老两口在家，才50来岁的父母很不愿意守着一座空荡荡的房子过日子。
他们曾极力劝我在苏州工作的弟弟回家工作，让他承担这座大房子的看护责任，为此不惜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他张罗一个本地对象，当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后，他们又变得犹豫不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他们也想给儿子更大的空间，让他在外地有个更好的发展。
因为子女在外地工作或生活的原因，父辈中也有很多人有过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他们见过大世面，培养的孩子成了大学生，他们熟悉各地的房价，懂得投资，甚至在股市上还有过不错的收获。因此，对于社会发展，他们也有着甚至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成熟的见解。除夕夜的春晚，他们对大衣哥的期待超过了王菲。
我的一个叔叔，因为女儿嫁到了北京，他一年到头在北京照顾外孙，今年过年的时候坚持要回来。见到我的时候，叔叔和婶婶谈论更多的不是乡村而是城市，对于城市，他们贬多于褒，带着本能的抗拒。但对于子女投奔城市，他们则持有着最大程度的认同。
我叔叔说，无论外面多好，他们都会选择回来，这就是他们的宿命。而家乡无论多好，都留不住孩子们远行的脚步，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宿命。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在村里，这种矛盾冲撞出的复杂心理，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那些叔伯家的兄弟们都去KTV唱歌，我的同族兄弟，90后老光利用他做服务员的“优势”，给我们送去了好几个免费果盘。那个时候，我们感觉，老光才是村里的主人，而我们都已经成了客人。
他乡与故乡，正在完成相互的转换，故乡成了我们的他乡，而他乡在逐渐成为我们新的故乡。故乡，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并非是因为变好或者变坏，而是因为它不是年画里的风景，不可能一直静止在那里，等在那里。
文/记者 陈浩杰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郭新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