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开始，6岁的鲁海跟随着父母在郯城路的三星里居住了三年的时间，如今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鲁海还是不时怀念里院里的人情味，邻居大娘跟自己的母亲像妯娌一样相处，独生子的他则在这里找到了哥哥 、姐姐，有的还成为一生的朋友。那时候还有很多民间艺人不时来里院演出，茂腔、柳腔、琴书、大鼓等都有，每家每户出个一毛钱就行，若出不起钱也没人阻止你去观看。
里院人情：大爷大娘喊着格外亲切
“1936年的时候，我家搬到了郯城路的三星里，左边和我们一墙之隔的邻居是宁波人，姓方，方大爷在西镇开一家小型铁工厂，方大娘和我母亲都是家庭主妇，虽然大娘说话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但跟我母亲相处得就跟妯娌似的，关系特别好”，鲁海说方大爷家还有一双儿女，他都喊他们哥哥、姐姐，“我在家里是独生子，他们就经常带我去四方公园等地玩，外人见了都以为我们是亲兄妹”，鲁海告诉记者，方家的哥哥叫方祖根，年长他4岁，北大毕业后在北大附中教书，两人一直都保持着书信往来。
当时，住鲁海家右边的邻居是东阿人，姓于，“于大爷在颐中烟草公司是职员，院内还有地毯作坊的老板、小学教师，这很能代表当时里院的居民组成。”鲁海一家在这里居住了3年的时间，1938年搬到了位于广西路的一座小楼里，“从称呼上就变了，我不再喊邻居大爷、大娘，而是改口叫先生、太太，他们见了我和母亲，也是称呼鲁太太、鲁少爷”，这让鲁海觉得人与人之间从称谓上就产生了疏远感，再也找不到里院那种亲切温馨的融洽氛围了，“当时靠近广西路还有个宾如里，我母亲经常跑去那里跟人聊天”，鲁海说。
里院文化：一家出一毛钱就看场戏
除了和谐亲切的里院氛围，现在让鲁海回味的还有独特的里院文化。里院是把中国四合院的布局和当时西洋建筑的风格结合起来产生的一种民居形式，鲁海认为其在建筑格局上很像以往三面都是观众席的戏院，一楼的居民搬着凳子坐在院子里看，二楼的居民则趴在围栏上欣赏演出。所以，当时很多没法进大剧场演出的民间艺人经常来里院里为居民演出，茂腔、柳腔、琴书、大鼓等民间艺术应有尽有。
琴书艺人高金凤、李金山1956年从中央说唱团回青岛在剧场演出，开场就流着眼泪表白他们就是在里院“翻凳子”起家的，这两位也是鲁海母亲当时最崇拜的琴书演员。鲁海说，那时组织民间艺人到里院演出，只需要1家1户出1毛钱，很便宜，若出不起钱去观看也没有人阻拦 ，当时宾如里等别的里院里有演出，也经常有邻居来喊鲁海和他母亲前去观看。
此外，鲁海说还有一些里院比如宾如里都成立了自己的“票社”，里院的居民经常凑在一块唱戏，有拉有弹的格外热闹。
里院生活：当年“物业”服务好
鲁海当年入住的三星里是个中等规模的里院，有两层共40多间房子，“除了少数人家住两间房子，大部分人家都是住一间房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鲁海说一间房子有20多平方米，一门一窗。“当时的里院都是房产资本家盖好后再出租的，其中最有名的房产商是刘子山，外号刘半城”，鲁海说他的成功也是一个很好的励志故事，最初在一家德国公司里当伙计，后来靠着一步步的奋斗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宾如里就是刘子山开发的房产项目。
“里院一间房子一个月的租金通常是3元到6元，那时候中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才20元，小学教师月收入才10多元，所以很多人家只能租得起一间房子，像老舍当时在青岛住的房子月租要 120元，只有像他这样一个月挣300元的教授才能负担得起”，鲁海告诉记者，当时的里院虽然没有正规的“物业”，但有管理员负责统一打扫卫生，一些环境好的里院还有花园和花匠。当时大家都是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水龙头，但卫生状况良好。里院的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红瓦黄墙，进院门均有影壁墙、楼梯、廊柱，廊檐均是木结构，多数廊檐有彩绘或图案。在鲁海记忆中，当时房地产商的态度也非常好，里院的哪间房子漏雨了或电路坏了，都会有人来及时维修。
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山东半岛成为日伪军“扫荡”的重要地区，民不聊生，大批人拥入青岛导致市区的住房情况迅速紧张。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又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地区，又有大批人进入青岛。据统计1938年到1948年的10年中，青岛的人口增加了30万人，还不包括一些没有户籍的人口 。当时又处于战乱年代，房地产商也不敢投资建房，在这种局面下“住房难”更加严峻，“当时出现了对面房，即里院的一间房子合住着两户人家，在房中间拉一个帘子。居民在院子里私自搭建违法建筑的局面也越来越普遍，早期里院干净、整洁的风光不再，逐渐形成了大杂院。 文/记者 王法艳 图/本报记者 王猛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宋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