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这两天，黄岛瓦屋庄社区的一户薛姓人家正在商量着把长辈薛义珍的骨灰从台湾运回家的事儿。自1949年被抓壮丁到台湾之后 ，薛义珍终于可以回家了。
瓦屋庄社区其实有很多薛姓人家，也不仅只有一个家庭有亲人赴台。村子里的老辈人统计说，1949年村子里一共“损失”了24个青壮年。数字背后，隐藏着20多个残缺家庭的悲哀。
令人更加难以释怀的是，青岛不止一个瓦屋庄。
躲进山洞仍被抓走了
瓦屋庄，黄岛东北部的一个小村落，村民们世代以打鱼、种地为生，薛姓占95%。《薛氏房谱》记载，明朝嘉靖年间，有薛氏父子二人从原薛家岛村迁到此处，建窑厂，并用瓦建造房屋，故有“瓦屋庄”一称。
这本是一个普通的小村落，直到1949年。那年端午前，在青国民党大撤退，驻扎在瓦屋庄周围的部队近似疯狂地到村子里抓壮丁。作为家庭的顶梁柱，男劳力们躲遍了所有能想到的藏身之所，他们白天或者猫进山洞，或钻麦田、谷仓，直到夜幕降临再偷偷溜回家。
当年的薛崇坤只有8岁，个头不过1米。在母亲的吩咐下，他常常挎个篮子给躲在马头山上的父亲送饭。“那里有块石头，有三个餐桌那么大，中间有个大窟窿。”如今头发花白的薛崇坤伸出双手向记者比量着。怕被人跟踪，他每天中午会按时站在窟窿里等着，听到父亲唤他再把饭菜送过去。
“等过端午那天，咱们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包顿水饺蒸点馒头，改善改善生活。”或许是想安慰他，父亲总是这么对薛崇坤说。
端午节还没等来，那年的农历四月十一，父亲在东藏西躲中还是被搜了出来。薛崇坤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后面4个大兵推搡着，乖乖埋头往营地里挪。
就这样，父亲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走了，撇下了母亲和三个孩子——8岁的薛崇坤以及6岁的妹妹、2岁的弟弟。父亲关于端午节吃团圆饭的许诺，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再未实现。
村里丢了24个青壮年
也是在那个时候，只有8个月大的薛举文“丢”了自己的父亲。小举文的出生，让他60岁的爷爷第一次尝到抱孙子的喜悦。但老人两儿一女全部被掳去台湾的消息，让这个家庭重新陷入哀伤之中。
看着当初热闹的大家庭只剩下儿媳妇和不足一岁的婴儿，老人常常会踱着步子，躲到山上的庄稼地里痛哭。第二年，老人终因伤心过度凄惨离世。村里的老文书曾专门做过一次统计，当时村子不过80户400多口人，共有24个青壮年去了台湾。算起来，村子里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亲戚离去，几乎每个家庭都遭遇了一幕生死离别。这些被掳的村民中，年龄最大的40岁左右，最小的15岁。在当时靠体力吃饭的年代，他们刚好是一个个家庭的顶梁柱。
很多年轻妻子裹了小脚，重活干不了。因此瓦屋庄的井边常常能看见这样的场景：打水时常常要出动一家三口，母亲踮着小脚，小心翼翼从井里拉上一小桶水，再一桶桶倒进大桶。等大桶水过半，两个桌子差不多高的小孩一前一后，用担子挑着大桶摇摇晃晃回家。三五百米的路程，两个娃娃总要走上“半袋烟的工夫”。
还有犁地，当时用的农具“二人抬”，常常需要三四个孩子合作才能抬起。在薛崇坤家的地里，是他、妹妹以及15岁的小叔共同犁地耕作。“小叔在后面推犁，我和妹妹在前面用绳子拉，地没耕到三分之一，我们肩膀上都勒出一道道印痕。那个疼啊，走一步，都疼得我呲牙咧嘴！”
1978年，第一封亲人来信
薛举文人生的前40年，脑海里始终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印象。唯一让他庆幸的是，家里一直留着父亲上学时用过的包袱。到了他也该上学的年纪，薛举文就把书本用碎花包袱一裹，掖在胳膊底下。包袱上的刺绣是父亲的名字，永远朝外。只有这时候，他才觉得父亲就在身边，“心里会很高兴”。
但是到了“文革”期间，新的苦恼来了。村子里像薛举文这样的家庭被定义为“逃台户”、“有海外关系”，打鱼不允许去远海，家庭成员入党上学都受到了影响。对于“叛逃者”，有的人家悄悄从家谱上抹掉了他们的名字；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时，那些离开的亲人，俨然成了避之不及的话题。1978年，从日本冲绳寄来的一封信结束了村子里笼罩的灰暗气氛。在信里，薛崇坤还是如8岁时那样，被父亲唤着乳名、询问着家里的情况。“他们还活着哩！”这是村子里收到的第一封赴台亲人的来信。为了给回信做准备，薛崇坤驾着小船载着弟弟一家4口、妹妹一家6口还有自家的6口人，到天真照相馆照了3组全家福。受其他20多户人家的委托，他还在信里询问其他被抓壮丁的情况。
1988年，村里第一批台湾老兵回到故乡，薛崇坤的父亲是其中之一。这又是一件轰动全村的大事，薛崇坤的家里挤满了过来围观与祝贺的村民。
死也要回瓦屋庄
从瓦屋庄走出的“台湾老兵”，最终有3个选择回村定居。其余的大多数，也想着即使离世后骨灰也要回到亲人身边。“你带我回家，带我回家。”听说这是薛举文父亲离世时，反复念叨的几句话。2007年，他的骨灰终于从台湾被带回来，埋在村头的山上，与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
村子里定居的老兵，目前在世的只有一位名叫薛宝明的老人。作为家里的大儿子，当年26岁的薛宝明在被抓前刚刚迎娶了一位新娘过门，让父母有了“开枝散叶”的希望。薛宝明走后，他的妻子苦等一番无奈嫁作他人妇。至今89岁的薛宝明不太喜欢“台湾老兵”的称呼，也不喜欢像别的老人一样拿个板凳在墙角晒太阳。从台湾回来后，薛宝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都要绕着村子走几圈，每次一小时。他想重新记忆这个村子，“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在有生之年尽力把家乡的风景看透。”
2011年桥隧开通前，瓦屋庄人搬进了山里安置小区的楼房里，让一代人魂牵梦绕的瓦屋庄旧址只剩些断壁残垣。或许，只有经历生离死别，人们才能更加切身感受更加留恋“乡土”的意义。就在这两天，村子里另一位“台湾老兵”薛义珍的骨灰，正准备从台湾运回老家——晚辈们说，“他即使死了，也要回到瓦屋庄。”
文/图 记者 朱艳丽
■史料
四方小村庄曾有个“小台湾”
其实，一个村子走掉一二十个人，并不只是瓦屋庄一个村庄的悲剧。与它邻近的南庄一村、南庄二村以及青岛的很多村庄，都在国民党大撤退中，被抓走十几口、几十口人，四方小村庄还有个村子曾被称为“小台湾”，就是因为当时被抓的人太多。对于这些村落的人们来说，“台湾”不仅仅是一个地图上的名词，更是一份寄托着亲情的思念。
田横岛被抓丁108名
63年前国民党抓壮丁的那段历史，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印象深刻。在他看来，国民党大撤退时的青岛前所未有地混乱，“在当时的报纸上经常会有某个高官撤走的新闻，街上都是抓壮丁的，人们都不敢随便出门”。
对于壮丁的年龄，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一些十二三岁的孩子都被搜罗了去。当时只有18岁的鲁海，则因为戴着一副300度的近视眼镜、文绉绉的样子，幸运地逃脱了抓捕。
“虽然也在市区抓壮丁，引起了市民的几次恐慌，但大多数壮丁还是从农村抓走的。”鲁海说，现今的四方区、李沧区、城阳区、开发区等地，都有大量农村青壮年被抓。四方区小村庄附近有个村子，甚至因为被抓的壮丁太多一度被称为“小台湾”，在“文革”时期，从这个村里走出去的人常常会被人视作“反动”而遭歧视。
在本报近期推出的台湾老兵骨灰寻亲报道之后，本报接到的寻亲热线中，北宅、田横、夏庄、灵山岛也是被反复提到的地名。其中，灵山岛的12个自然村中，当年有108名年轻力壮的壮丁去往台湾，他们绝大多数是被强制抓走的。
村长保护青年成英雄
四方机厂干部宋立加老人曾专门研究过李沧区、崂山区及四方区老村庄的历史。“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被抓壮丁的情况，少的零星几个，多的十几二十个。”宋立加说，为补充兵力，起初国民党采取动员政策，会向村民们许诺“一个壮丁给三亩地一间房”；后来改为强制措施，经常向村子里“硬派指标”，甚至挨家挨户搜人。
“那时，四方区沙岭庄的保长王福令，外号王铁嘴。村民们很感激他，把他当成英雄，因为当时他曾把青年全藏在他家里，所以沙岭庄村民没有被抓去当壮丁的！”宋立加说。
青岛籍作家于秀曾于2000年出版过《台湾老兵》一书。这本书中提到的15个台湾老兵，就有11个是从青岛去的台湾。“国民党撤退时大多选择航运，从青岛、上海等港口周边抓了大批壮丁。”于秀说，当时国民党有一个“是丁就抓”的口号，还一度使福建省的一些村子成了“寡妇村”。
在她走访过的薛家岛、夏庄镇、红岛等地方，都有一个村子被抓十几人二十人的情况，“壮劳力是一个村子的中流砥柱，由此造成的悲剧数不胜数。”采访中，于秀做了十几万的采访笔记。老兵及其亲属的诉说，让她一次次热泪盈眶。于秀说，她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真正的骨肉分离又是什么样。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