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车祸中死者冯震的母亲朱艳华向记者回忆说：“我儿子出车祸前也是刚刚跳槽去这家美发店不久 ，他没过去之前还跟我说过一次，说是这家理发店的老板为人不错，为了拉拢他跳槽，给开出比现在还高的工资，还好几次请他吃饭，他说再不去就有些太不领情了，我当时就让他自己拿主意 ，如果觉得老板人还不错，也比现在的美发店干着有前途就过去吧。”而就在冯震跳槽过去没多长时间，意外就发生了。
奔波三年多寻找儿子前同事
朱艳华一直坚定地认为这起事故不仅有货车司机和轿车司机的责任，美发店的老板也要负一定责任，而且儿子在死后没有得到店里任何赔偿。事故发生后，朱艳华从没见过美发店的老板邢科宁，虽然通过律师和法院联系到过邢科宁，但只得到“不方便当面谈，一切走程序，由律师和法院处理”的简单回复。
冯震工作的金剪美发店也被转让给他人，老板邢科宁不知去向，店里原来的员工也都被遣散，没了音讯，虽然有人提供了去参加聚会的店里员工的联系方式，但朱艳华发现，电话拨过去要么关机、要么停机，所有她儿子的前同事都联系不上了。而朱艳华自己记下的邢科宁和几个理发店工作人员的电话，拨过去也已是空号。
“2009年初我儿子车祸身亡后，我就想问问当天一起去的同事，但发现他们都躲起来了，不愿意出面，我就在当地，一家一家理发店找，照着地图，在大街上看到理发店就进去问，对照着儿子以前同事的名字看有没有这么个人。当地的都被找遍了，我又去周围的区县里找，有时候听到哪个人跟我说在哪个县好像有这么个人，我就像抓住根救命稻草，赶紧坐车跑过去，人生地不熟的，经常坐过站，然后再跑回去，有时候下了车也不认路，就边问边走。”说起这几年找寻儿子同事的辛酸经历，朱女士忍不住又哭起来。
有时候在当地的理发店找不到人，朱艳华就去派出所，“问有没有这么个人，开始人家也不给查，我就给他们下跪，跟他们说我儿子的情况，听我说完他们都觉得我很不容易，都能给我查一下，说说叫这名字差不多这年龄的是在哪住。”
直到 2009年11月，朱艳华在临沂市罗庄区的一个村里，打听到了和儿子的一位前同事同名的人，这名姓朱的小伙子跟冯震年龄很相符，也是做美发的。但也许是村里人觉得蹊跷，最后谁也不说这姓朱的小伙子去哪了，家人也说孩子出去打工了，“我看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骗我，故意不让我见到这个小伙子，我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等着，当时已经11月了，我还穿着单衣，在外面冻得直打哆嗦，一直到了晚上9点多，我准备要走了，毕竟这么远的地方，我也没个认识的人，怕出意外。但这时候他家门口有个年轻人开门进去了，我就赶紧跟了进去，他们以为我走了，就让姓朱的小伙子回来了，正好被我撞上了。”
进了屋后，朱艳华也没能从这位儿子前同事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他父母面前，他就只说当时喝酒后记不清楚了，什么都忘了，现在也不在那工作了，对这件事也不想再参与。”虽然朱艳华好说歹说，但这名姓朱的小伙子仍不愿提起这件事情的细节。
无奈没有员工愿意出面作证
虽然这位朱姓前同事不愿多说，但朱艳华仍没有放弃，她觉得儿子的同事那么多，不会都不愿意出面的。她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在罗庄找到一名叫赵玉明的儿子前同事，但结果跟前面的朱姓小伙子一样，也不愿意说起这场惨剧。
直到 2011年底，过了快3年后，朱艳华又找到了一位儿子的前同事于宁，于宁家也是在河东区，就是当天提着蛋糕去参加聚会的人，他禁不住朱艳华的哭诉，最后说了一些以前的情况。于宁告诉朱艳华，他和冯震、冯震女朋友徐中艳、还有当天要挖过来的周宇，都是李守全招来的，而且都是通过吃饭的方式挖过来的。当天他也在车上，车上塞了七个人，实在太挤，到了一个桥头三人就下了车，于宁到现在还庆幸早下车了，不然车上出事的就不仅仅是四个人了。虽然说了一些当时的情况，于宁也不愿意出面给朱艳华当证人。
“这么多儿子的同事，难道就不能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吗？”说到这儿，朱艳华忍不住又流起了泪，“当时是出事前一年的八月十五，我儿子回家跟我说‘妈，我也不小了，打算和女朋友订婚了’，换了别的家庭，这肯定是好事，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们却没高兴起来，我就对他说，家里实在有些困难，也帮不上什么忙，等你再干上一年，攒点钱再订婚。我觉得以前都对不住儿子，他想结婚，我们都没点头，实在是日子太苦。”
朱艳华老公有残疾，而她又是下岗在家，平时就靠打一些零工来维持生活，儿子冯震也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初中毕业后就跟着亲戚到临沂去学理发，头脑好使又会留住回头客，很快就混出了点名堂。后来冯震的亲戚回了东北，冯震觉得临沂还不错就留在了那，跳槽后到了邢科宁的理发店。
“虽然我们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但现在年轻的都这样，觉得离父母远点，在外地就好，我们也就让他留在了那边，听他以前的同事说，当时我儿子差不多一月就得三千多，要是干到现在，最少也得五六千了。”朱艳华说，但没想到这次回家之后，朱艳华再见到儿子时他已经躺在太平间内。
辛劳资料塞满两个行李箱
老家是黑龙江的朱艳华已经飘在外面三年多了，临沂、济南是她跑得最多的地方，到了她的住处，屋子里最多的是各种材料，翻出来足能塞满两个行李箱。
“这些年，我都随身带着这些资料，所有跟儿子事故有关的材料我都复印了十几份，以防有人需要或者用得上的时候就能给人家。”朱艳华看到这一堆堆的资料，似乎见证了她这几年的奔波，“前段时间我还打算去济南，但到了车站，我又哭着回来了，实在太累了，我有些扛不住了，这么多年我东奔西走，已经有些身心疲惫了，走到哪都碰壁。”
如今，朱艳华随身携带着一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觉得我总和别人空说不管用，这些年诉讼花了这么多钱，找过的律师也有二三十个了，我就拿出这个小本本，把相关的条款给他们看，我也一直抽空就翻看各种法律书籍，自己都觉得是半个专家了。”
谈到将来的打算，朱艳华没有过多犹豫，“我不会这样就结束的，我会继续上诉，再花几年我也不在乎，想方设法让店老板来承担责任，我觉得当初参加聚会的那些人总有人会被我打动，愿意出面为我作证。”
◎记者手记
母亲的一路奔波苦
朱艳华如今住在青岛一个老乡租的房子内，这间屋子也是正好空着，加上房东了解到朱艳华的情况后，就让她住在了这。而当记者想看看她儿子冯震生前的照片时，朱艳华在包里翻找了半天，最后记起来是上次回老家时把儿子的照片都放下了，因为她平时一下班回到屋子里就会忍不住翻出儿子的照片，越看越觉得伤心，就在记者见朱女士之前，她还在跟朋友打电话时又提起儿子的事大哭了一场。
如今55岁的朱艳华的头上已经有了不少白头发，眼睛因为儿子出事后常常哭而导致视力越来越差，“我现在想起我为了儿子这些年受的苦，哪能不委屈，临沂这几年已经让我伤透了心，实在不愿在那多逗留，就来了青岛。原来事故里货车公司赔偿了他们该负担的二十多万的赔偿，但李守全家里没出过钱，我也觉得他们出不起这钱，我也不怪他们，而应该由店老板来承担。儿子走了，为了省钱，我出门都找最便宜的旅馆住，有的10块钱一晚上，躺被窝里冻得睡不着觉，经常做噩梦。实在身上没钱就去给人家做家政、当保姆，打扫完能在那户家里住几天。”
一旦说起当初为了儿子，在各地奔波受的苦，朱女士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如果不是酒后驾车，也许就没有那起车祸，冯震和徐中艳也许已经结婚，司机李守全也能领着孩子去上街了，周宇也许已经成了美发店的招牌人物……
文/图 记者 刘金德 潘立超 (A22版文图信报版权所有，如需转载，须经信报授权。)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