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杨阳
近日，一名中年男子在上海街头举着一块写有“寻找目击证人”的牌子守候在路边。男子称其妻徐某救人后被老太诬陷为肇事者。8月11日，经过数日调查，警方终于在事发地点附近大厦的监控中获知了真相。警方通过监控探头画面最终确认，徐某就是肇事者，老太并没有诬陷她。(8月12日《新闻晨报》)
见义勇为救起倒地老人，却被诬肇事，这是最典型、也最能引发群体焦虑的道德事件。而被诬陷者自证无门，只好举牌“寻找目击证人”，无疑将道德悲情无限放大 。令人颇感震惊的是，这一“道德悲情”最终被证伪——经过警方查证，徐某就是肇事者，老太并没有诬陷她。一起常规的“道德事件”，原来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道德陷阱”！
肇事者抓住公众的道德焦虑心理，试图迷惑视听、逃避责任，用心可谓险恶！利用公众的道德焦虑，这是比“不敢扶”、“诬陷”更令人愤慨的行为。有网友就在新闻后面跟帖表示：对肇事者“一定要严惩，维护社会风气”。而在依法制裁肇事者的同时，更有意义的启发则在于——这个被揭穿的“道德陷阱”，再次反证了事实判断的重要性。
事实是道德的基石，尤其是在卸责、诬陷纠葛不清的语境中，只有坚持“事实至上”才能厘清道德事件中的是与非，也才有助于守护道德底线。事实上，屡见不鲜的道德事件中，其最核心、最焦点的争议也就在于：当事者到底有没有肇事？受害者到底有没有诬陷？而在“不敢扶”的窘境中，也是因为围观者对于公安部门的事实还原能力有所怀疑，所以才不敢冒着被诬陷、说不清的风险出手救人。如果司法机关能够增强事实还原能力，增加事件侦查的严密性，公众的许多道德焦虑都会解除。
在这一点上，虹口警方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经过数日的辛苦调查，虹口警方终于有了突破……”。可见，只有努力履行职责，强化“事实至上”的逻辑，道德困局才能得到有效纾解。而在事件过程中，举牌“寻找目击证人”未能如愿，也让人感到些许安慰——基于道德焦虑而产生的“义愤”，并没有战胜最刚性的事实判断，没有“热心人”出来作证，也免去了更大的道德尴尬。
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道德焦虑的时代背景下，道德事件中的“无辜者”，最能引发最大限度、乃至于突破事实理性的感性共鸣。举牌“寻找目击证人”的同时，恐怕已有很多热心围观者早已心有不平、跃跃欲试欲出面作证。试想一下，如果真有人出来作证，那对于受害者，将是何种的心理摧残？
“道德事件”最终被证明是“道德陷阱”，在唏嘘、愤慨的同时，还应看到：在道德焦虑泛滥，道德事件很容易在舆论平台中聚焦义愤的背景下，最大程度地发掘事实才是最好的应对，这不仅是对公安机关的要求，更是“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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