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湖南邵阳人石燕飞携带汽油瓶冲入邵阳自来水公司的会议室，向正在开会的领导们泼洒汽油并点火。最后的结果是 ，石燕飞因伤势过重 ，在医院不治而亡。公司的经理及两名副经理被火烧跳楼而亡。
造成这一惨剧的原因，是提前从自来水公司退休的石燕飞不满意公司拒绝为其二女儿安排工作。在此之前，她的大女儿已经进入该公司工作。
火光鲜血所映照的，是一项在国企内部曾普遍存在、但早该消失的福利——接班顶替制度。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虽然这项制度早已取消，但国企员工通过关系为其子女安排工作的潜规则依旧存在。
学者认为，这种具有内部福利性质的利益输送，必然要挤占在“拼爹”时代明显处于劣势的寒门子弟之利益。而可能造成的结果则是中国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进一步变窄。
顶替制度的存废 顶替制度的普遍实施，一方面使年老退休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另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更新，提高了工人队伍素质。但从1986年10月1日起，该制度被取消。
看到邵阳纵火案的新闻，薛杰举有些不可思议。“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他们还有以前顶替的想法。”现任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薛杰举虽然已经分管人事工作十多年了，但在他的印象中，“顶替”早已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子女顶替，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是国企招工的重要方式，也是当时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
在颐中烟草任职之前，薛杰举一直在政府部门从事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工作。对于这些年国有企业人事制度的变迁，他有着比较多的了解。
在薛杰举的印象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接班顶替的现象在青岛各大国有企业里非常普遍。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王爱云查阅资料得知，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是1956年1月14日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的。
“我们要把这个制度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看。”薛杰举说。
当时的背景是，建国之初，解放前遗留的轻工企业年老职工较多。为鼓励年老体衰或常年有病不能坚持正常生产的工人退休，劳动部同意这些企业社会招用工人和职员时，可适当吸收退休后生活确有困难的职工的子女参加工作；对一些年老体弱已够退休养老条件的职工的子女，确实符合企业需要条件，又在当地城市中有户口者，可以顶替工作。
根据中央指示，我国从1961年至1963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精减职工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作为鼓励城市中老、弱、残职工退休的一种政策全面实施，并逐渐作为一种就业制度确立、延续下来。
到了“文革”时期，正常的退休被中止。等到“文革”结束时，企事业单位职工日益老化。为了妥善安置退休职工的生活，并促进工人队伍的更新，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据《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制度的普遍实施，一方面使年老退休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另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更新，提高了工人队伍素质，对提高劳动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拓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途径，维护社会的安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顶替制的诸多弊端开始逐渐显现。
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
国进民退，福利回归 “这种国有企业工作比较轻松 ，而且福利待遇也比较好，没必要再费劲考公务员。”
薛杰举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顶替制度停止的时候。那个时候，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很多长期亏损的国企都很难招工，更别说让子女顶父母的班了。“而且，像纺织企业之类的轻工业国企，干起来比较累，那个时候私营经济那么活跃，很少有人愿意顶父母的班。”薛杰举告诉记者，90年代之后，青岛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已经没有子女顶替接班的情况了。
但顶替制度的废止，并不意味着顶替现象的消失。在缺乏制度支持的情况下，顶替依然存在，却已经变异成为了“为职工子女安排工作 ”的形式。这种原本是退休职工福利的制度，在垄断性国企“金饭碗”的诱惑下，早已成为了一些国企内部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