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某国有企业工作的李方(化名)是一名中层管理干部，他对记者证实，上世纪90年代，虽然顶替制度已经废止，但企业依然需要为职工们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
“这么多年一直享受着这种顶班的福利，也不能一下子就停了。”李方介绍，这么多年下来，职工们对于顶班已经习以为常，“这个制度都有惯性了。”而且，那个时候，单位效益还不错。所以，即使制度已经废止，但快退休的老职工们依然要求领导给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
如此一来，企业便决定招一批职工子女。“但没有制度支持，又不能光明正大地以顶班名义招进来，还必须走公开招聘的程序。”李方告诉记者，负责人事工作的干部想了一个好办法。
“我们单位与一个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开了一个中专班 ，凡是报名的人上完中专班之后就可以参加企业的招聘。”李方告诉记者，这个消息大多只有本单位的人才知道，后来该中专班开课的时候，上课的也大多是单位职工的子女。
“不知道有没有进行笔试、面试之类的，反正到最后只要是上中专班的都招进来了。”李方说，中专班一共办过两批，基本上把当时多数退休老同志的子女都解决了。由于一下子招进来太多人，“单位好几年都没招一个人。”
近些年，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使得体制内“广大干部职工”有了强烈的让福利回归的意愿。其二，在政府经济刺激和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国企具备了“解除广大干部职工后顾之忧”的能力。这两个因素作用，导致近些年来为安排子女工作等福利愈演愈烈。
去年刚刚到某供电公司工作的小李就是如此。小李在山东的一所二本高校上学，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到家乡的供电公司应聘。因为父亲是供电公司的领导，他很顺利地就进入供电公司。小李的一个朋友由于他父亲只是某供电所的所长，没能进入到总公司，而是到供电公司下属的一个公司里去了。
“我们也是经过笔试、面试等正常招聘渠道进来的。”小李说，像他这种情况，在电力系统内部并不少见。能不能进来，进来之后是什么岗位，“光是国企员工不行，得看关系有多硬。”
小李曾经准备考公务员，但后来放弃了。“国企工作比较轻松，而且福利待遇也比较好，没必要再费劲考公务员。”事实上，小李还没毕业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多次劝他到供电公司工作。
被挤占的公共资源
学者认为，这种几乎成为“明规则”的不正常人才选拔方式，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公平正义的信心。
肖华(化名)和小李一样，去年毕业，并应聘进入了某地供电公司。与小宋不同的是，他的简历流光溢彩：山东大学研究生。进入公司后的肖华发现，他的同事中就有好几个是因为关系而进来的。
“我们干着一样的工作 ，拿着一样的薪水，这也太不公平了。”肖华感觉在与“国企二代”竞争中，自己的学历似乎微不足道，“有个好爸爸就行了。”
在过了一年之后，肖华似乎已经习惯了。“不少老员工告诉我，这在国企内部已经见怪不怪了。”
现在，部门里主要的工作都是肖华在做，那几个靠关系进来的新人，只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我常常想，他们也必须要招一些像我这样的，毕竟，他们需要干活的呀！”肖华苦笑着说。
与一位评论员的看法差不多，肖华更愿意将国企比作一个“顽固的母亲”：“尽管外面的改革浩浩荡荡，国企内部队伍却仍然搞着‘近亲繁殖’，有用的没用的，制度符合的不符合的，专业对口的不对口的，只要是职工子弟统统可以进来。企业生存发展被摆在其次，职工福利待遇放在了第一位，这不也是一种‘异化的母爱’吗？”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王爱云看来，即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就业制度，子女顶替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就业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高就业’，是以损失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而且，它造成了消极甚至是恶劣的社会影响。“它助长了职工对国家的依赖心理，冲击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歪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健康进步。”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则向记者表示，国企对职工子女的照顾必然会侵害普通人的权益，使得他们进入国企的机会变得更加小。“这会进一步挤占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使得社会阶层趋于固化，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王忠武更担心的是，这种几乎成为“明规则”的不正常人才选拔方式，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公平正义的信心。“现在社会上流行拼爹，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上一辈，这是非常可怕的。”
记者 周超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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