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网曝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套房产，价值超过4000万元。蔡彬否认有21套房产，称“如果真有那么多，我肯定很高兴”。不过，经番禺区纪检部门初步调查，网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当官场各色“表哥”、“表叔”风起云涌的时候，当公民申请官员薪资公开被合法程序委婉拒绝的时候，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不难推出：一边是勃兴中的公共监督意识，一边是迟滞拖沓的制度革新现实，找不到出口的监督能量定然会以诸多“剑走偏锋”的形式，探寻中国官场廉洁度的真相，譬如查查官员名下有几处房产、看看官员饰品总值几何……这就像所谓“发言人式讨薪秀”，正道不彰 ，小道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彬及家人究竟有几套房产——这不过是一张试纸，实质上，公众还是想测测当事官员有无权力作为上的不堪。
一面是公众言之凿凿的质疑，一面是当事官员泰然自若的否认，尽管“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但这种对峙的状态无疑有损公信、加速流言的发酵与传播。有人说，这是一个“扒粪”年代，新媒体四通八达、资讯触角多端，加之个人私隐保护跟不上窥私的欲望，官员的“秘密”迟早会在合法监督诉求与未必合法的窥私欲中显山露水。那么，出口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假设官员财产公示成为惯性定律，只要官方认定其公示财产合理合法，舆论及民意自然无可置喙。但问题是，监督与监管者一下子真能说得清数字背后的真相吗？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主动公示，这种被动审查会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措手不及、越来越心力交瘁。
官员财产公示早在1988年即提出立法动议，20多年过去，除了一些严格来讲属于党内规定而非法律的文件外，公示义务仍无强制性规定。更值得担忧的是，媒体回访发现，一些曾经轰轰烈烈的地方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多成了人走政息的一现昙花。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悄然速朽，要么意义寥寥。公示已然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剩下的似乎就是技术和利益的博弈。没有时间表，没有公开辩驳，在全球近百个国家早已试水并获益良多的背景下，推进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就成了越发尴尬的现实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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