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若渔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中国二胎放开的调整路径核心是“分类”。马旭说，中国不同省份在经济发展和人口等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二胎政策。马旭认为，一线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缓。(3月 4日《京华时报》)
“放开二胎”的呼吁由来已久，近两年变得尤为急迫，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在两会等公开场合，纷纷向政策制定者隔空痛陈现行计生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负面影响，但言者谆谆，听者终归邈邈，铁板一块的计生政策任尔东西南北风，兀自岿然不动。马旭作为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官员，其“分类说”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政策层面越来越难以继续保持鸵鸟姿态。
30多年的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系统性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彰显，1980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彼时，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矛盾是规模。而在“30年少生了4亿人”之后的今天，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矛盾已经从规模转向结构。30年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转折性变化，老龄化问题凸显，人口红利丧失殆尽，人口负债脱颖而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家庭结构扭曲，社会保障滞后，经济发展前景堪忧……一个刻舟求剑的人口政策，正在引发系统性风险。
但政策层面对“放开二胎人口增长会失控”的忧虑始终挥之不去，政府对所谓短期“人口爆炸”所传导的公共服务压力畏之如虎，这也是人口国策迟迟无法破冰的根本原因。但说到底，这是以牺牲明智的人口政策为代价去匹配一个粗糙的能源政策和糟糕的公共服务能力。为了逢迎短期的实用主义倾向，而牺牲掉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结果必定是既无法摆平现在，更无力赢得未来。
放开二胎，并不意味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根本性改变，它仍然在“计划”的范畴之内，根本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政策层面耽于恐惧和压力不能自拔，但世易时移，计生政策总不能100年不变，要允许讨论、尝试和改变，要拿出历史性的责任感，寻找现实与未来的平衡点，而非永远摆出一副“不可动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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