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青岛汽车北站二楼的人才市场内,外来务工人员在摊位前求职。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五年换了六七份工作
25岁的王方魁,在泰安肥城农村过完春节,返回青岛的头一件事,依然是找份新工作。
初中毕业后,王方魁就跟随亲戚出外打工,先后到过内蒙古、上海、苏州等地,在建筑工地做水电暖安装。“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曾有一年东奔西跑去了14个地方,就像打工旅游。”
2008年上半年,王方魁应聘到城阳一家合资企业鞋厂洗鞋底,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干了半年,辞职而去,主要是工资少,没有发展前景；下半年,他又到一家健身器材厂干电焊工,每月1900元,金融危机来临,企业形势不好,他作为新招聘员工被裁掉了。2009年,返回青岛的王方魁,在零工市场靠活,干电焊,为广告公司制作广告牌,三天两头地找活儿,“几乎没保障”。2010年,他回到健身器材厂,工资涨到2500元/月,中午一顿工作餐,由于干电焊时间长了身体不舒适,年底再次辞职。2011年,他在一家制造企业干电焊工,管吃住,每天工作8小时,干到年底又离职了。2012年,他参加了城阳的一家公益组织,发挥唱歌特长,到一些企业为农民工送欢乐；业余时间客串婚庆演出,为新人唱歌,每场价格在200元—400元之间。
今年春节过后,王方魁正月初六回青岛,在招聘市场上找工作,好几天下来,有家企业开出月工资4000元,包吃包住,但是由于离他和女朋友租房的地方远,他没有签约。
“来青岛五年多了,换了六七份工作,工资待遇都不理想,有的宿舍连暖气都没有。”2月28日,王方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经常加班、发展空间小等因素,是自己
频繁跳槽的动因。他表示,自己的梦想是婚庆演出,今后准备改行,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跳槽背后有原因
记者在招聘市场采访发现,像王方魁这样频繁跳槽的打工者不在少数。与企业招工的焦急心态不同,一些农民工慢悠悠地找工作,甚至有不少人是“骑驴找马”。
2月25日,在青岛汽车北站,来自德州的农民工高强拉着拉杆箱,准备到人才市场找份新工作。说起从原单位辞职的原因,他格外直白:“企业不给涨工资,不走咋办?”来自河南濮阳农村的任盼腾,年前在青岛某电子元件厂干电焊工。“单位管饭不假,伙食不咋样,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住宿卫生条件差,冬天也没热水。”他气愤地说,“关键是企业不讲信用,原来约定,想辞职提前半个月跟厂里打报告就行。可是年底前我真的如约提出来,厂领导又不放了。最后半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给。”
记者调查发现,在打工者换工作的比例中,被老板开除只占少数,大多数打工者是因为工作条件差、劳动保障差、工作无聊和谋求更好的待遇或技术提升而离开的。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鹏飞作为法律援助律师时,曾接触过多起农民工维权方面的案子。他说,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在打工中遇到的难题的主要有:企业不签合同；不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有的企业以劳务合同替代劳动合同；有的不投“五险一金”,一旦发生工伤,无法按正常渠道维权。王鹏飞说,打工者与企业对簿公堂,等于撕破了脸皮,这些员工很少有再回原单位打工的。
敞开胸怀破壁垒
“打工者频繁跳槽,企业不辞辛苦招聘新员工,算算成本账,没有赢家。”青岛小陈热线创办人陈明钰说,围绕跳槽成本问题,他们曾对1024人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打工者辞职的成本是3995元,包括投入成本、经济赔偿金、搬家费、未来职场人际关系适应费,此外还有辞职的心理负担；企业为此付出的成本为6437元,包括经济赔偿金,对新员工的招聘、培训、管理成本,还要面临新手产品不良的状况等。
“老员工说要辞职,其实是需要关怀。跳槽只是老员工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企业应当要有主动介入的心态,特别是用心执行对老员工的承诺。”陈明钰说,“企业要转变用人观念,改变短平快的低端用工模式,制定长期的用人规划,为打工者提供上升通道和培训机会,让打工者有归属感,这样才能做到留人留心。 ”
业内人士认为,企业
招工难,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他们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渴望提高工资,拥有保障,家庭团圆,希望能够融入当地,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打工者跳槽,一定程度上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
青岛团市委党组成员李伟波一直关注农民工问题。“打工者会‘用脚投票’,一旦城市和企业对他们不够好,就会随时走人。”他表示,农民工融入城市变身市民的进程中,城市要敞开胸怀,搭建“四位一体”的平台:政治上给予优秀农民工各种荣誉,激发成就感；经济上,逐步提高劳动者待遇；社会上,城市为农民工敞开广阔的胸怀；文化上,企业和社区积极努力,满足农民工文化渴求。“通过破解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种种壁垒,有了保障、有了奔头的农民工,才有希望在城市落地扎根。”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