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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著名演员濮存昕在参加全国两会时表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晚会，太多太多的文艺用晚会的形式，什么事情都能办个晚会。一个晚会用多少材料？搭台、喷塑、灯光，且不说几百几千万的费用，产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堆。”濮存昕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多晚会。(3月5日《信息时报》) 全世界最多的晚会，对应着全世界最忙的
遥控器。濮存昕委员直言的“晚会太多”，其实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电视上的晚会多。2012年元旦到元宵，全国有16台跨年晚会、18台春节联欢晚会、6台元宵节晚会，以每台晚会最低花1000万元保守估算，两个月晚会支出远超4亿元。
二是行政层面的晚会多。譬如去年，有网友披露，云南富源县顶着贫困县的帽子斥资几千万元开办明星演唱会、国家级贫困县甘肃漳县为宣传旅游文化资源也举全县之力搞了一场明星演唱会……财政在晚会上的大手笔支出，比民生支出更爽快、更阔气。
晚会太多，不只遥控器很忙。这种动辄办晚会的思维，说到底还是两种思想在作祟：一是贪大图洋的形式主义，希望用仪式感十足的晚会来壮声势、造舆论、编政绩，在莺歌燕舞的艺术表达中寻求心理慰藉；二是预算约束过软，财政支出怎么花、花多少，纳税人的话语权仍很孱弱，多数人掏钱、少数人欣赏，不计成本，只为取悦自己或领导。
不挣钱、不争市场的晚会太多，本身就说明有些花钱项目是可以无须考量性价比的。动辄百万千万元的公款支出，既无须听证，也无须审计，与三公浪费有什么差异呢？晚会多一点其实无可原罪，只要私人掏钱，随便你怎么办PARTY——但靡费公款又不见收益的晚会，还是少出来招摇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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