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禾刀
“警察打电话给失主的家人送钱包，却一再被误认为是骗子而挂掉了电话”。3月30日，在武汉市青山红卫路派出所，给失主亲属打了近30个电话，找了整整一天失主的值班民警杨四发有点无奈。好在通过24小时不间断地寻找，3月30日下午，失主小陈终于来派出所领回丢了整整一天的钱包，1680元分文不少。(3月31日《武汉晚报》)
一件原本寻常小事，最终却演绎出这般曲折，这既令人惊叹，又觉得有些寻常：惊叹是因为，面对主动找上门的警察，失主家人居然没有一个相信；寻常是因为，如果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事件中，凭借自己的“丰富社会阅历”，或许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这是一个熟人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当熟人哲学大行其道之时，实际也折射出对陌生人缺乏信任，只要面对陌生的面孔，许多人总是习惯性地保持警惕：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质期绝不会轻易埋单……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说世俗也罢，说经验也罢，许多人对陌生人保持习惯性警惕，这无非均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到底会给人们产生诚信还是不诚信的实验经验，肯定是基于这个社会的法律法规实践，还有公权力的示范与表率。如果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成为大多数人的社会经验宝典，实际反证这个社会法律法规调整规范秩序的无力，以及公权力遂行社会活动缺乏应有的公信力。
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法规能够牢牢把守诚信底线，如果公权队伍能够以信守诚信为不可推脱的基本职责，诚信的正能量必定泛发出蓬勃生机，公众的经验系数才可能无限接近于法律法规形成的社会秩序准则，谎言“成长”为社会经验的机率才可能无限降低，像杨四发民警这样的尴尬才会愈发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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