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红军
话剧《
我们的荆轲》演出之前,剧场外不停地有观众问:“有没有退票的?”近年来,这样的现象在省城已经很少见了。这既源于北京人艺的金字招牌,更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号召力。这一次,不是莫言作品改编为
舞台剧,而是他自己走
上舞台干起了编剧。
在很多作家心中,话剧舞台是一个神圣的殿堂。能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跃然于舞台之上,让自己编织的文学梦想变成现实,作家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而这种“诱惑”不同于文学创作,更不同于影视编剧,更多的是内心的成就感使然。
这些年,我们有不少作家加入到戏剧创作队伍中。有邹静之为北京儿艺创作的《Hi可爱》,霍达为国家话剧院改编的《红尘》,有
叶广芩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的《全家福》,还有毕飞宇的《推拿》等一批作家创作或改编的戏剧作品正准备登上舞台。
这些作家参与的舞台剧,就一定“叫好叫座”吗?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有老舍、郭沫若游走在文学界、戏剧界的成功先例,但“名作家未必就是好剧作家”也是事实。
从莫言来说,他曾在1999年创作话剧《霸王别姬》,并在空政话剧团小剧场上演,这也被认为是莫言的话剧处女作。但在《我们的荆轲》建组会上,莫言坦言:“虽然我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作品是小说,但其实我的处女作是1978年在山东当兵时创作的话剧《离婚》,那是我看了《于无声处》和曹禺的剧本之后模仿的作品。后来,剧本投稿至多家出版社都遭到退稿,一气之下投至火炉中一焚了之。”写小说跟写剧本,是两种不同的创作状态和表达方式。
在备战“十艺节”的过程中,我省曾先后两次面向全国征集剧本,但是优秀剧本依然难以完全满足不同艺术院团的编排需要。“剧本荒”、“编剧荒”喊了很多年,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见到起色的,也就难怪艺术院团愿意邀请作家直接“出山”了。
面对无奈的现实,我们的艺术院团应该怎么做呢?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省某歌舞剧院早就购买了小说《
红高粱》的舞剧改编权,花钱也不是太多,但是迟迟没有搬上舞台。最终,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舞剧《红高粱》才进入立项创排之中,但错过的时间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们的艺术院团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么多作家愿意投身戏剧创作,应该是件值得鼓励的好事。一是作家的知名度就是最好的宣传；二是他们的作品都有基本的读者群；三是他们都有极好的文学功底,改编起自己的作品来更加得心应手。
曾经将《白鹿原》搬上舞台的导演林兆华说过,不少基础很好的中长篇小说不仅为电影提供了素材,对于舞台剧也同样适用。“如果通过改编,能够为我们的戏剧舞台带来有分量、有新意的东西,是能够为戏剧的繁荣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在舞剧《红高粱》之后,我省将莫言长篇历史题材小说《檀香刑》搬上歌剧舞台的呼声不断,还有报道说上海人民大舞台将要不惜重金投入,跟山东某剧场酝酿莫言小说改编。有着《我们的荆轲》的珠玉在前,莫言俨然已经成为了“舞台”上的新宠儿。
《我们的荆轲》导演任鸣说:“因为莫言,我们的话剧更受关注。”在当前戏剧发展现状之下,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戏剧艺术创作,这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