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前中国台湾媒体报道，2013年11月中旬，内地超级
富豪俱乐部“泰山会”16名会员，在会长、全球电脑龙头联想集团创办人柳传志带领下，秘密来台，庆祝泰山会成立二十周年。报道称，泰山会成员，个个名列内地百大富豪，所拥有的事业总资产，比中国台湾地方政府总预算还多好几倍，掌握的财富超过10兆新台币，事业版图横跨高科技、地产、金融、娱乐各产业，对中国、甚至全世界经济，有呼风唤雨的影响力。
泰山会虽然名声在外，却鲜有报道。因为会员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为何如此神秘，又有浩大的召唤力？
1 泰山会超豪华阵容共16人
“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泰山会绝对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泰山会挂靠于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以下简称中民协)，中民协现任副秘书长朱希铎曾任四通集团副总裁，他告诉记者，“‘泰山’成立十多年，会员几乎没有变过。”
泰山会成立于1993年，由于成立大会在山东召开，遂取名“泰山”。此外，会员们也认为，“五岳至尊”的泰山寓意一种高度，以泰山取名，也代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高度。
陈庆振，是这个豪华阵容里的一员，也是中民协的现任秘书长。现年69岁的他是中国最早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淘金者之一，和段永基、柳传志等人同是中关村的元老人物，1983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卖电脑的公司”—— 科海。
陈庆振向记者粗略地列举着泰山会成员：四通集团段永基、联想集团柳传志、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还有年轻一点的史玉柱、李彦宏……
这些会员企业组合起来就是一条强大的产业链，链条上的每个企业都占据了所在行业的绝对影响力。段永基等人对泰山会的构想是：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然而，泰山会一直低调。现任会长林荣强告诉记者：“泰山会是一个私密的个人组织。”
据林荣强的秘书介绍，2005年的时候，泰山产业研究院才改名为泰山会，人数缩减为现有的16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纯的企业家私人交流的圈子。“现在也主要是以娱乐性为主，会员们有时间就一起打打高尔夫，喝喝茶，聊聊天。”
万通集团冯仑也对记者说，“我们是一帮老男人，私人组织。”
的确，经历了20年光阴的泰山会有些“老”了，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自发形成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家组织，它的发展进程及变异，记录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以及企业家的喜怒哀乐。
2“四人小组”起步，国家科委牵头
追溯泰山会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 “四人小组”。
四人分别是：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1980年下海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庆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中关村元老；王洪德，京海集团董事长，中关村元老。
当年，四位民营科技试水者，经常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喝茶聊天。没有老板椅，也没有高尔夫，仅有木桌、清茶，和忐忑迷茫的心境。他们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至于如何经营，茫然不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互相提醒和学习。
陈庆振向记者举例：科海卖电脑，当时一台电脑可以盈利一万元。由于不懂经营，磨损和坏掉的电脑一直不能出手，只能将电脑中好的零件单卖。年终计算利润的时候，就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零件利润总和，而成本则按照卖出了多少台计算。如此一来，计算出的利润高了，税收就高。
诸如此类的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很多，四人约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说说自己公司的事情。地点一般定在某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这样的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三年，后来，大家越来越忙，就规定在每个月选出一个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讨论。陈庆振记得，茶话会开始前几天，总有人问起：“老陈，什么时候开会，我这边又有问题了。”
1984年到1987年之间，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这个小组。
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十几人，几十人。小会议室容不下了，就找大会议，直到大的会议室也容纳不下，成立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开始萌生。而且，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吸引了政府的关注。
陈庆振回忆，后来八九十个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来自政府、学者和媒体。社会各个方面都关注的时候，成立正规组织也是一种需要。
于是，1987年，在国家科委牵头下，成立了“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此后，全国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参与到这个团队，遂改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这一年，协会第一任秘书长便是挂职国家科委的华怡芳。
3 不设分会，取消内刊，更加私密化
组织建起来了，队伍壮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人员太多，反而减弱了交流的效果。陈庆振向解释：“最早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现在谈论的问题是上市、海外并购等层面。而中民协里更多的中小企业还在关注他们发展之初的企业问题，拢在一起不好交流。”
于是，一个更小、更有效的“顶级”小圈子成为需要。这个小圈子在1993年变成现实。
这一年华怡芳退休了。在他的牵头下，中民协里影响力大、私交好的企业家们组成了一个小圈子—— 泰山产业研究会(1998年改称泰山产业研究院)。
华怡芳是泰山会发展中无法避开的人物。他的父亲华岗，是中国老一代革命家。而华怡芳本人一直都在辅助别人做事，人脉关系极广，人缘很好。即便到了2009年，在华怡芳去世四周年后，中民协还为他组织了一次追思会。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喻评价华怡芳：“他和民营企业家们不是一般的私交。那是生死之交。”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回忆，“华老朝气蓬勃，思想意识超前。人际关系很广泛。”
华怡芳和民营企业家们的交情一定程度上也缘于他思想意识超前，一直主张在市场经济下建立平等的经济秩序，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譬如，“泰山”成立后，华怡芳成立了《泰山通讯》，虽然只是一本内刊，但反映了很多经济上的超前讨论，也有一些政治的主张，这些内容在当时还是比较敏感。柳传志和段永基等成员对此也有所担心。但是，这个讨论平台进一步树立起“泰山”的威信。
2005年，华怡芳去世，失去核心人物的泰山产业研究院改名为泰山会。之后，泰山会的组织形式更加私人化，不再设分会，也取消了内刊。
4 找关系，想办法，拯救史玉柱
尽管“泰山”经历了几次变化，但一直沿袭着较为紧密的圈内关系。在私交基础上，泰山会总能爆发出市场之外的能量。这种能量在“泰山”尚未成立时就已经显露出来。1992年，北大方正第一任总裁楼滨龙被解除领导职务，华怡芳对此事高度关注，并找到巨人集团史玉柱向其介绍楼滨龙的情况。后来，楼滨龙就做了珠海巨人集团执行总裁。
诸如此类的事情，华怡芳乐此不疲。陈庆振记得，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许多民营企业家受到不公平对待或者遭遇失败，“华怡芳就想办法把他们解救出来，恢复生产。”泰山会“救死扶伤”的功能，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史玉柱了。他和泰山会的关系真的是“生死之交”。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清晰地记得：“当年史玉柱要在珠海盖楼，协会成员是不赞成的。此后，东窗事发，巨人集团受到很大的打击。大家都想着怎么样帮助他。”
时任中民协秘书长、“泰山”会长的华怡芳亲自找到在职的吴明瑜，探讨“怎么拯救史玉柱”，他还“到处找关系，想办法”。
长城企业战略发展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表示，“巨人集团倒塌之时，段永基帮了史玉柱一把，后来还支持史玉柱从脑白金重振雄风，并且获得新生。”2004年1月，四通控股更是花12亿元买下脑白金，并给了史玉柱20%多的四通控股的股权。
段永基和史玉柱是在1993年认识的，当年“泰山”刚刚成立，两人同为会员。2007年，东山再起后的史玉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我允许分公司少报销售计划，但绝不许谁报多了没有完成。如今‘说到做到’在公司内部已基本实现，公司内部的信用危机消除了。”
而，“说到做到”这一企业心法正是泰山会另一元老柳传志所亲授。在柳传志的启发下，史玉柱抛弃了巨人集团以前口号般空洞的企业文化，新企业上海健特将实用性作为企业文化的首要条件。
当然，帮扶是相互的。譬如，史玉柱也为四通从IT电子改为做保健品的转型不遗余力，曾表示“出任四通CEO ，年薪只收一元”。
泰山会的能量不仅仅体现在挽救史玉柱一人身上。从历史到今天，这个圈子的能量一直在发挥作用。
企业家们站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享受同样的荣耀，也遭受同样的挑战。在制度的逐渐完善中，试水者容易湿鞋。特别是，泰山会成员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科技企业家，当初，他们共同面对着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完善，社会上缺乏切实的企业发展保障措施。出格、犯规的事情多见。中关村走私案，便是一个例子。
上世纪90年代初，信通老总金燕静成为当年走私重点打击的对象。此时，中关村的大佬们纷纷在舆论上对她表示了同情。抱团取暖，兄弟情义依稀可见。他们中的多数同样也是泰山会的元老们。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走向完善，而泰山会的能量，依然在继续。
在卢志强的泛海入股联想这件事上，柳传志坦言：“我与卢总在办公室谈了一次，三个小时。在谈这件事情上，我们肯定有默契，可谓一拍即合，甚至没有过任何反复的磋商。”
然而，这起被媒体爆炒的大亨联手事件，在陈庆振嘴里只是一句很轻松的话：“泛海正好在寻找这块业务，联想又正好要卖股份，老柳和老卢俩人一商量，事情就办成了。”
“这样的事情很多。” 陈庆振右手一挥，表示对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这正如柳传志曾公开讲的那样：“在泰山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合作对象。” 据《中国周刊》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