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代表张勋赴日求援 升允回青岛不久,姚赋秋就从徐州带回了好消息:张勋不但忠于清王朝,决定武装起事,并且正在联络各省军事首脑一起行事。这个消息无疑让为
复辟奔走多年的升允看到了希望,他和姚赋秋很快又回到了上海与郑孝胥和李经迈见面,而这一次在上海他又结识了日本黑龙会的头目之一佃信夫。据鲁海介绍,日本是少数承认黑社会组织的国家之一,而黑龙会就是当时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佃信夫认可了升允他们的复辟行为,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于是他去徐州见了张勋,并愿意为其引荐日本首相。张勋一听,立即表示同意,他对佃信夫说:“如是,就劳升允老人走一趟吧!”
其实在这个时候,找到张勋的又何止升允、郑孝胥一派,青岛方面的刘廷琛和天津复辟派派出的陆宗舆也同样在争取各方势力拉拢张勋。1917年2月,当升允乘船来到日本后,就发现陆宗舆也代表张勋来谋求支持,十分不高兴。据说,因为有了陆宗舆的竞争,升允在日本的旅馆里等了十天才见到了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邹念兹翻译的《张勋与佃信夫》一文中,就详细描述了升允的这趟日本之行:“经过佃信夫的斡旋,终于促成了寺内首相与升允的会见。当时寺内正患感冒在家休养,为了迎接这位远来的稀客,特更衣、整容予以接待。”寺内首相看过升允带来的徐州会议誓约后,愿意支持复辟,并表示:“如有何需要援助之处,尽可提出。”而最让升允感动的是,寺内还专门询问了他的情况:“听说先生寄寓青岛,归国之后,届时尽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本人亦将致函大谷表明此意。”寺内的话说得十分恳切,这让升允一时之间感动得啜泣了起来,连声道谢,竟然语不成声。寺内也被这位对清朝尽忠守节的孤老遗臣所感动,流下了眼泪。
得到了寺内的允诺,升允如释重负,第二天就欢欢喜喜地回国复命去了。可是升允并没过上几天高兴日子,他就从大谷司令那里得到了坏消息。3月26日,日本陆军大臣大岛键一给青岛日本驻军大谷司令官发来一封信 ,信中表明日本政府对中国内政无意干涉,如果在这个时候发动复辟造成混乱,不但对中国不利,对宗社党的前途也没有好处。所以他要求大谷力劝升允:“发动复辟,目下尚非其时。”这当头一棒打得升允有些缓不过神儿来 ,他不明白寺内首相答应得好好的,日本军方这个时候为什么又要出来阻拦。佃信夫随即将训令译成汉文,呈交张勋,并发函国内询问。后来得知是军部希望援助段祺瑞内阁而自行决定的,佃信夫遂决定回东京协调政府与军部立场。而军部也派出了田中义一拜访张勋,向张勋表态,目前不宜复辟。此时的升允只能一方面寄希望于佃信夫能够做通日本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找到了卫礼贤,希望寻求德国人的帮助。只可惜此时德国深陷一战中无暇东顾,卫礼贤只答应可以让德国政府“贷款”给他。而就是这笔尚未实现的“德国贷款”,让刘廷琛抓到了把柄,以此挑拨日本人与升允一派的关系,他还告诉升允日本人威胁说,如借款于德国将全力反对复辟。就连升允前往徐州想找佃信夫谈谈,都因刘廷琛作梗没有见成。而此刻,刘廷琛一派却已经与张勋制定出了详尽的复辟计划,在他的控制下,升允彻底与张勋失去了联系。而最终德国也因“专备宣战,不能助力”,没有兑现当初的借款计划。
晚年落魄,病逝天津 徐州、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回到青岛的升允已是心灰意懒,他在给郑孝胥的信中写道:“此物弃之诚可惜,服之必致病,宁坐以待时,毋自蹉跌也!”这里的“此物”指的就是“复辟”。
1917年6月,张勋借“府院之争”发起复辟。张勋与刘廷琛以宣统的名义下了18道伪谕,其中就有授升允为大学士。从1912年到1917年,为复辟奔走了5年的升允此时已经年近六十,最终只得了没有实权的虚职。
这场复辟仅维持了十二天就宣告失败,而此时的升允,因心情沉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21年夏天,他受好友、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力邀,全家从青岛搬至天津法租界德邻里的一幢别墅里居住。1931年9月20日,升允病逝于天津,时年73岁。据说,他晚年一直坚持着复辟的想法。升允死后,废帝宣统溥仪赠谥曰文忠,许多满清遗老都前去吊唁。同为坚持复辟老臣的铁良在挽联中将升允比作“辛亥之乱,第一忠臣”;升允的女婿、国画大师溥儒为其作《神道碑》,将升允复辟不果,喻为“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文/图 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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