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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 4月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拟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7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最为公众关注的是，骗低保者将追究刑责。按照解释草案，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 这就意味着，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出台之后，“开着豪车骗取低保”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并且广为民众诟病的现象将在法律上被定性为犯罪行为，面临刑法的制裁。
“开着豪车领低保”等诈骗行为，一方面侵害和剥夺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损害了社会公平和社会诚信。低保政策是一种国家行为，是以政府的公信力为制度保障的。一旦发生“骗保”行为，则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低收入群体，还包括政府威信和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诚信体系。如果说一般的诈骗行为是弄脏河流的话，那么“骗保”行为则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水源，危害尤烈。
因此，对于“骗保”行为理应从严治理，加大惩处力度，从而提高其“犯错”成本。但从现实情况看，很长时间以来，“开着豪车领低保”等诈骗行为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在某些地方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根本原因就在于“犯错”成本太低。实践中，对于“骗保”行为，有的地方按诈骗罪追责，有的给予行政处分，更普遍和常见的是一退了之，在追回保险金或者待遇后，不再追责。这无异于鼓励和纵容人性中“恶”的一面。
“骗保”行为之所以长期逍遥于法律制裁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样一个认识误区：“骗保”属于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只有通过道德规劝的方式来加以纠偏，所谓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法律是一种基础性的力量，打造公平与正义，构建社会诚信，固然需要道德层面的不断启发和激励，但同样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驱动。头顶星空，脚踏大地，既要敬畏道德，又得尊崇律法，这便是“骗保
入罪”的最大意义。(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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