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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涤明 但凡权力大、资源多又缺少有效监督的行业与岗位，都可能成为腐败重灾区和
高危职业。“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反腐防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技术范畴的问题 ，而是权力监督与制衡的问题。
山西省纪委监察厅4月29日向社会公布 ，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王晓林、副厅长王志民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此前云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杨光成、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程孟仁相继落马，两周内3名原
交通厅长被查，再次引起舆论热议。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年以来，被查处的交通厅长(正职)达15名。(本报5月2日A21版报道)
官场上的“高危职业”、腐败的“重灾区”似乎越来越多——建设工程领域是“重灾区”，土地、房地产领域是“重灾区”，绿化工程是“重灾区”；腐败先是呈现“59岁现象”，后来又有“35岁现象”；副秘书长是腐败“高发人群”，秘书是“腐败掮客”……腐败，真的有“灾区”、“高危人群”之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腐败的“灾区”也好，“高发人群”也罢，只有一个，就是“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出自思想家之口，却是历史经验与人性逻辑的总结与提炼。有些领域和人群，腐败发案率相对比较高，而有“灾”之说，看似有理，但从本质上说，“灾情”的起源都有着共性，那就是规则的相同与相似。不管哪个领域，也不管是潜规则还是明规则，只要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出现“灾情”乃是必然，出现多大的“灾情”，则与权钱交易的“标的”有关。工程建设领域中的“标的”动辄几千万、上亿，且因近年来基础建设进入高峰期，所以就显现出“重灾”特征，然而其本质上并不存在特殊性——无非是哪里的肥肉多，哪里便更受垂涎罢了。
“交通厅长成高危职业”的命题没有太大意义，需要研究的是 ，交通系统的官员为什么容易腐败？问题很简单，就是手中可以变现的资源更多一些。比如，路桥建设是一个资金投入非常大的地方。知名网友“御史在途”即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谈到该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前局长冯伟林一案时说：“一个批示、一个招呼就可以制造一个千万富翁 。这种情况下，换了谁来当局长，都很难避免在权力的诱惑下变异 。”
事实上，但凡权力大、资源多又缺少有效监督的行业与岗位，都可能成为“灾区”，“灾区”太多了，也就无所谓“灾区”；而“灾情”既然都由“绝对权力”而来，那么缺少有效监督的体制问题才是真正的“灾区”。反腐防腐，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技术范畴的问题，而是权力监督与制衡的问题。什么时候，“绝对权力”变成了“相对权力”，监督公权力不再是“复杂工程”，甚至“人人得以诛之”，那时候，即便腐败现象不能绝迹，也不会再有“灾区”与“高危职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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