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花甲被分配到东北
杨振声北上之后，曾经和沈从文一起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亦曾负责西南联大分校的相关事务，解放战争时期，他负责北京大学北迁筹备工作，并任教。
194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简单的纪念仪式，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也参加了这个纪念会。据他本人回忆，在那个纪念会上，“国民党给父亲送来了飞往南京的飞机票，被父亲拒绝了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此后，杨振声先生的机遇每况愈下 。杨起晚年对此回忆很多，“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先是到外地去参加土改，等参加土改回来，三反已经开始了 。我知道北大开会对所谓的学阀进行批判，在所列的学阀里面有父亲的名字。”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杨振声以年过花甲抱病之躯被分配到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北京青年报》曾刊登《杨振声被遗忘的教育家被忽略的正派人》一文，内中对此评论道：“杨振声被调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与其说‘调’毋宁说是‘下放’或者‘贬谪’。此事背后的隐情，无人知晓，包括他的儿子，甚至他自己。”
1952年的长春，正处在支援抗美援朝的前线，人们吃的是硬硬的高粱米饭。杨振声此前已经做过胃切除手术，因此消化十分不好。杨起先生称，“父亲是一个人去的东北，一个人在那里生活……硬硬的高粱米让他得了肠梗阻，在军医附属医院开了刀，把小肠切断了一段，缝上之后还是不通，继续梗阻。医院的医生给我打来电话，把我和哥哥叫到了长春。医生问我们：你们看怎么办？如果再次缝合的话，还有可能梗阻，另一个办法是把小肠全部切除。我和哥哥，两个人连基本医学知识都没有，而父亲在手术台上还开着膛等着手术，我们能怎么说？我们哥俩泪眼相对，对医生说：你们看着办吧。最后，医生把父亲的十二指肠直接接到了大肠上。”对于年过花甲的杨振声来说，他的身体恐怕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最后只有萧乾看望他
晚年的杨振声生活比较凄凉。《文史博览》2006年01期曾刊登过杨起先生的回忆录，提及杨振声的最后一段时光。
手术之后，杨振声的身体还是不行，大概是在1954年，杨振声被接回到北京，住在协和医院。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情冷暖，杨起称，“有一次父亲想到小汤山去进行疗养，我们想起了他的老朋友丁某。父亲在去清华当教务长之前，和丁某、李四光等朋友们都住在北池子湾，关系都非常好。丁夫人还热心地让我去买毛线给我打毛衣，丁家的孩子跟我更是要好的玩伴，我们在一起玩，我总是无私地把我的溜冰鞋等玩具拿出来跟他共享。父亲去看病的时候，希望丁能够派一辆车，但是在那个年代里，真正是世道浇漓，故人情薄，丁最终对于我们的请求也没有反应。倒是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先生，给父亲派了一辆车，把父亲送到了疗养院。”
杨起还回忆，在协和医院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想吃酸奶，我跑遍了北京，也没有找到酸奶，真的很可怜。我回到医院，不知道怎么对他说 。还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发现他的眼睛特别亮，看上去状态也不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把嘴凑到我的耳朵边上，悄悄地说：我有一个秘密，谁也没有告诉，我每天起床之后，都要把着床栏杆，连续起来蹲下几次。这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孩子一样的笑容。但是这个秘密后来被医生发现了。”
1956年3月7日，杨振声去世。他住在协和医院的时候，只有他过去的学生萧乾先生常常去看望他，给他读读报纸，说说外面的形势。
杨起先生对自己父亲有个评价，这评价超脱政治，引人深思——“您问我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总体印象？我是用一个词，叫‘正派人’，我也不说是‘左派’还是‘右派’。‘正派’不提左右，但是包括‘好人’的成分在里头。”能被后人视为“正派”的人，又有多少呢？ 特约撰稿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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