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西流
因认为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仍给“烟草广告”留有空间，6月9日，中国疾控中心控烟专家、公共卫生领域学者共计41人，联名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全国人大在审议时再修改《广告法》中具体条款，全面而不是以“列举”方式部分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年年喊控烟，岁岁控烟难。尽管《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已生效8年，但因为至今仍无一部专门的
控烟法律，导致控烟之路举步维艰，全民吸烟率居高不下。可以说，控烟专家、学者建议重修《广告法》，仍然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有人说，中国除了是世界上烟草产销最大国外，还是控烟力量最为薄弱的国家。青少年不仅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卷烟制品，而且身边永远不乏示范者和怂恿者。调查显示，我国吸烟人口呈低龄化，青少年吸烟率上升。而青少年过早涉足烟草，烟草广告的诱惑与警示标识的暧昧是罪魁祸首。
必须正视的是，有关部门控烟不力，除了立法滞后、措施偏软、烟草文化根深蒂固、国人控烟意识不强、戒烟积极性不高等因素之外，更与监管部门对烟企的“溺爱”和放纵脱不了干系。特别是，只注重于控制消费者吸烟，而对烟草生产、销售环节疏于防控和管理。众所周知，烟草行业是支柱产业，是地方GDP中的“金字塔”，更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因此，烟草企业，也成了地方政府供着的“财神”，享有其他企业难以企及的“特赦权”和“优惠政策”，在地方政府的强力庇护之下，任何管理部门都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监管。
如此看来，地方盲目追求GDP，对烟草企业实行地方保护，是控制烟草难的症结所在 。因此，要想控烟出实效，首先必须打破地方壁垒，宁可不要这高耗社会成本的GDP，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特别是，修“广告法”不如立“控烟法”。尽早出台全国性的控烟法律，所禁场所要具体，执法主体要明确，处罚措施要强化，处罚标准要量化，杜绝“罚了张三，却放了李四和王五”的不公现象，告别控烟立法的纸上谈兵。(作者系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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