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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国 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完成的对云南4个州市车辆超限治理工作专项审计调查显示，超限治理经费大部分用于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52%；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仅占总支出数的16%，公路养护资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虽然只是云南省审计厅的个案，但从根本上而言，这与全国各地的治超现状类似。其实，对于公路治超而言，力度不可谓不大，范围不可谓不广，但是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执法手段和执法方式上，“以罚代管”的情况依然存在，“执法经济”一直都是公路治超的重要表现形式。
就目前来看，由于公路管理体制不顺畅，机构设置重复，执法手段单一，绝大部分地区仍以罚款作为超限治理管理的主要手段 。然而在处罚中，不少地区未严格按规定标准执行，处罚金额不一，影响了治超执法的公信力。长此以往，“依法代管”的模式背后，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约束超载、超限行为，反而会怂恿部分司机车主“破财免灾”，对于治超没有任何实质效果。
站在法律的角度，治超的相关规定可谓繁杂至极。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都集中在级别较低的行政规章方面，部门利益冲突表现得非常明显。由此而带来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现象比比皆是，而罚款更成为了普遍的执法常态。
坦白而言，超载、超限现象，本质上就是违法现象，关键就是要找准正确的惩罚和预防手段，做到“亡羊补牢”。从这个方面而言，法律的价值和作用被寄予厚望，法律的统一性和刚性，以及严厉的惩罚性，都可以成为治超的重要手段。肯定的是，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肯定会触动深层次的机构改革和利益调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假如，还是陷入固化的治超窠臼中，除了陷入“屡治屡超的”怪圈中，恐怕很难再有理想的效果显现。
说到底，当治超所依据的法律背离了本意，就已经不再是良善之法，法律就有必要进行修改和完善了。在此，打破利益格局，将执法权进行统一调配，走出“以罚代管”的执法方式，应是治超思路的变革根本。(作者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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