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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除非是“索贿”，其他的必须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这往往成为部分官员为己辩护的“尚方宝剑”。而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受贿罪的认定上都没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一些学者和检察官指出，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入罪条件、量刑标准等规定不合理，已然成为打击贪官的法律障碍，呼吁降低入罪门槛、修改定罪标准。(7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入罪条件、量刑标准等规定不合理，让受贿罪的门槛偏高，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学者的呼吁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随着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的出台，受贿罪的入罪门槛已经降低了不少。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查处受贿犯罪仍然步履维艰，这恐怕并不在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而是一些“潜规则”导致受贿罪查处的隐性门槛比较高。
比如说，一些地方规定，查处一定级别的官员必须经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点头同意。再比如，按照刑法规定，受贿五千元以上就必须立案侦查，但一些地方有不成文的规定，查处级别不同的官员，立案标准并不相同，有些官员甚至要受贿五万元以上才立案。此外，有些地方对具有一定贡献的官员，也往往以纪律处分来代替刑事追究。再有就是，地方纪委、检察机关是不能查处当地党政主要官员，查处地方党政主要官员的权限在上一级纪委和检察机关。这些所谓的“潜规则”与隐性规定，都在有形和无形中提高了查处受贿犯罪的门槛，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潜规则”与隐性规定也破坏了法律，造成了不公平。
所以，我们在关注法律上存在的对受贿罪门槛高的问题同时，更应当关注司法实践中各种隐性门槛过高的问题。降低隐性门槛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是改革司法体制和纪委的领导体制，让司法和纪委的人财物不再受地方干扰，目前，这一改革正在推行；二是大力清理各种“潜规则”和隐性制度，纪委和司法机关查处地方官员无须向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报告，各种事实上比刑法立案标准高的规定都予以清除；三是严格执法，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对于擅自制定“潜规则”或者利用权力干扰办案的官员，造成腐败分子被放纵的，必须严肃追究纪律和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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