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每逢年节“争先恐后”“成群结队”给
县委书记送礼；县委书记从“半推半就”到“习以为常”，再到“谁不来送不放心”，并“边收礼边交公”以避责。双方均称对当地的“风气”感到“无奈”：“不收不送，工作不好开展”。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已争议两年之久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做出终审裁定，80多名“送礼干部”也被
免职。
“人情”年年送，成群结队半公开 近期，
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 。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办案人员介绍，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送礼者从县领导班子成员到县直、乡镇领导，乃至退休干部；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不少人送礼持续5年以上；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不少干部送礼时“成群结队”。
有干部没送礼，他就怀疑是有意见 “有事”送礼，没有“请托事项”为何也要送礼？萧县多名“送礼干部”说，一方面为了和毋保良“套近乎、搞好关系、工作中得到关照”，另一方面则是“随大流”：“春节、中秋节，各单位都这么做”，不少人是“代表单位送礼”，费用由单位报销。毋保良这样描述萧县的“送礼成风”：“我在任县长、书记期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法院认定，毋保良 10年中收礼1000多次，这客观上有外部风气影响，但其思想深处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
办案人员介绍，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此前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其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县委书记为避责，部分财物用于办公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 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办案中，这部分款项“算不算受贿”成为争议焦点。法院认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且知情者极少。综合来看，毋保良形成受贿罪的所有要件，至于他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
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边收边交”，实为毋保良面对腐败风气时“摇摆心态”的产物。他解释，任职后期权力增大，收礼越来越多，内心也愈发恐惧。在贪婪、恐惧和侥幸三种复杂心态斗争下，想出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办法。既然上交，为何不交到纪检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采访中，多名干部、群众介绍，“送礼风”不仅“刮倒了”一批干部，还“刮乱”了很多东西，干部价值取向、社会风气、社会矛盾、社会治安…… 据新华社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