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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权 与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相比，发改委部分司局似乎“后来者居上”。某些部门的个别官员贪腐，或是由于监督机制意外失灵，而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集体沦陷，则暴露出权力过大且相对集中、监督机制成为摆设的沉疴痼疾。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10月3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最高检共查办国家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国家能源局5人、价格司5人、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价格司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 有媒体5月份曾报道称，据多方证实，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此次最高检的通报一定程度上坐实了之前的报道：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如此夸张却又真实的“腐败剧情”，让人想想也是醉了。
前段时间山西数名省部级干部被带走调查，甚至出现“省委两名常委同日被查”，被舆论称为“塌方式腐败”。与山西官场的腐败程度相比，发改委部分司局似乎“后来者居上”：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有11名高官被查，人数之多、贪腐之巨，远远“领先”于其他查出腐败官员的部委。作为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国计民生，特别是能源局、价格司这样的部门，手握商品定价权及重要项目的审批权，可谓权大、责大。倘若这些部门的官员“心术不正”，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对民生福祉乃至经济建设，显然伤害巨大、破坏深广。
某些部门的个别官员陷于贪腐，或是由于监督机制意外失灵 ，而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集体沦陷，则不得不归咎于权力过大且相对集中、监督机制完全成为摆设。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为例，从原司长曹长庆到接替他的刘振秋，再到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以及副巡视员郭剑英，整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沦陷，这已经不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而是掌勺的厨师根本就是“老鼠”。上司腐败，下属也腐败，大家拉帮结派，结成“利益同盟”，怎么监督，谁来监督？倘若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衡及监督 ，对这些手握审批公章的“掌门人”加以约束，那么正常的审批就难免做成“生意”。
去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然而部分官员仍然舍不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一些地方的“简政放权”仍然不够彻底，不仅给老百姓办事带来麻烦，更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各级政府需全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陷入“塌方式审批腐败”丑闻的权力集中部门，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该管的要管好，不该管的坚决放掉，铲除“审批腐败”土壤。与此同时，需要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 ，并且拓宽民间监督渠道，将官员的审批权力置于阳光下，使其不敢腐也不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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