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即墨来了一位好县官，他勤于政事，关心民生，任职15年，率领乡民开泉庄河排除即墨西北洼的洪涝，重修墨水河大坝以防汛，修北河大桥便民出入即墨城 ，还组织人员编修《即墨县志》……凡此种种，倍受即墨人敬仰和拥戴，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
尤淑孝70寿辰时，即墨士民为他立“尤公德政碑”，以表其功绩，同时建祠供奉。
他为百姓修大坝修城墙 在2003年新编纂出版的《崂山志》中，收录了碑记53篇，大部分是庙宇碑碣，少数记事碑和墓碑。就其内容而言，有10篇是歌颂父母官功德的，却只涉及了4个人，即童公、康公、尤公和沈公。其中，尤公即尤淑孝，人们不忘他“洁己爱人，兴利除弊”、“仁明莅民”的德政，赞颂他“锄豪恶，清狱讼 ，固守圉，兴学校”。所以为他树了《磐石犹存碑》。
尤淑孝(生卒年不详)，字孟仁，号过亭，直隶大兴(今河北省)人，举孝廉方正(孝廉方正科是清代特设的制科之一，它是结合汉代原有的孝廉和贤良方正科目而得名)。据清同治版的《即墨县志》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年)任山东即墨知县。事实上，尤淑孝不是第一个在即墨为官的尤家人，他的
爷爷尤三省，进士出身，顺治十五年(1658年)，以侍卫出任鳌山卫守备。
在任15年间，尤淑孝严格要求自己，关爱他人，为即墨地方兴利除弊，做了许多实事、善事，政声显著。
《即墨县志》副主编孙鹏在《即墨史乘》一书中写道，即墨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来，连年遭受旱灾、蝗灾、冰雹灾害，加之疫病流行，百姓多逃往他乡，县域之西北乡尤其严重，许多农田由于无人耕种而荒芜。即墨城墙也由于多年失修，多处破败，城西南淮涉河(今墨水河)之大坝也被洪水冲毁。城北的大河(今龙泉河)因无桥梁，百姓出入县城只能涉水而渡……尤淑孝到任后，对上述民生要事一一解决。
他先亲自前往重灾区西北乡之泉庄进行调查，得知此一代地势低洼，“夏秋之交，时雨磅沛”。想要解除民困，必须先除水患。于是，他亲自率部前往，“度其高下，量其远近”，规划治理方案。于早春农闲之时，集周围村子里的壮丁，动工开挖泉庄河，历经三个月，一条长达三十余里的人工河工程竣工，使大片涝洼地的水流入大沽河，数百顷的土地变成了良田，招引诸多流民返乡耕耘。
1755年，他在城东南建风云雷雨山川坛，祈风祷雨；1759年，他将位于县城南偏西的龙王庙移建至南门外偏东处。当时，位于县城西南的淮涉河坝，由于年久失修，经常被洪水冲溃，不能预防河水泛滥。为使人民免受洪水之灾，尤淑孝又与城中士民议修大坝，共同认为“城为民之卫，坝为城之基，欲修城，自坝始，如坝毁，则水入城中，为害非浅。”于是多方筹凑资金，调拨民工，对大坝进行整修。经过半年多施工，共计用石料数千车，柏木桩数千株，一条长70丈，宽2丈的大坝告竣，彻底排除了城区水患。
同时，由于位于城北部的北大河桥年久失修，早已倒塌，为方便地方百姓，1760年，他又对其进行了重建。
在完成了这几项工程之后，正欲议修城墙之事，这时候正好碰上了公文下达，以后修城的工料费不能申请了。尤淑孝马上召集僚属以及城中士绅商议，或献料、或鸠工，自筹资金，历时三年，使“数百年未修之城，一朝焕然。”
重新编纂《即墨县志》 尤淑孝重视地方文化建设，在任期间，他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地方史资料，甄别真伪，确定体例，重新编纂了《即墨县志》，共计12卷，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史料。
孙鹏说，《即墨县志》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编纂成书后，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已有180年未曾续修。尤淑孝任即墨县令后，连年丰收，百业俱兴，盛世修志之时机已成熟。于是，由尤淑孝带头，聘请蓝重谷、杨玠等“邑中博综能文者四五人”开局纂修《即墨县志》。他们以万年历版《即墨志》为宗，续增者以类补入，并对前志正讹辨误，删繁就简。历时四个月，县志告成，全书共6本，12卷。该志在史料的翔实、取材的详略、体制的完备等诸多方面均比万历版《即墨志》前进了一大步，为即墨的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修志体例严谨，为史志编纂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所编修的县志，到今天即墨人还在称道。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尤淑孝的书法非常精湛。他博学多才，曾当过太子的老师，可见书法功底、水准非常高。他撰写的县志序言以行书写成，既有碑的劲挺，又有帖的俊逸，高雅传神，可惜当时的印刷技术落后，整个序言的书法以木版刻成，使书法多少加入刻工的臆想，不能真正体现书法家的美学观念。尤淑孝还留有《劳山》《中秋宿瀚河庵》《上清宫》等诗篇。
尤淑孝表彰孝义写传记 在尤淑孝当即墨县令之前，曾在河北鸡泽县当教谕。他写了一篇《武龙小传》，此文经过任建先生翻译过来，称此为“武龙愚孝”，讲述了武龙的孝义。
武龙，是鸡泽县槐桥村人。他的父亲名叫武执兢，伯父名叫武成，都是县学的庠生。乾隆十年冬天的某一天，执兢与武成的女儿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口角，当时武成正在患病，躺在床上，听见他们吵架，十分恼怒，勉强从床上爬了起来，要殴打执兢，不小心摔到了地上，把屁股给摔伤了。于是武成把执兢告到了县上，官府把执兢关到了监狱里。
武龙见父亲被捕，一心要营救。于是亲自跑到县里，哭着哀求县官，释放他的父亲，回到村里哀求他的伯父武成谅解他父亲的荒疏，要求出面保释。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地上的积雪足有三尺厚，寒冷的天气几乎可以把人的手指冻掉。武龙每天来往县城与槐桥村数次，伯父看其可怜，因此也就松口了，说：“我原谅你父亲了。”武龙听后十分高兴，跑到市场上去买酒肉准备酬谢伯父。等到从市场回来，一到家门，听见了一阵哭声，知道伯父已经去世了。武龙十分绝望，顿足大哭道：“官府一定以为伯父的死是因为父亲的缘故，这该怎么办？我应当以自身代替父亲去坐监狱。”于是就哭着跑了出去。
第二天，在附近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打捞上来以后，原来是武龙投井自尽了。官府听闻后，也很钦佩武龙的意志，不久就把武执兢释放出去。当年武龙年才二十岁，正在考取秀才，可以说有着远大的前途，但他为了拯救父亲出牢狱，不顾自己的生死，虽然是愚孝之极但也有可取之处。我尤淑孝身为鸡泽县的教谕，表彰孝义以促进社会良好的风气，是本职所在。因此写了这篇传记。
爷爷曾任鳌山卫守备 清同治版《即墨县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载，祖孙两代相隔八十六年分别在鳌山卫和即墨县主政，两人均洁身爱民，兴利除弊，为人民所称颂，这二位即墨历史上的名宦即是尤三省和尤淑孝。
即墨市博物馆副馆长陈海波说，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沿海地区倭寇活动颇繁，明太祖朱元璋在山东地区建立“九卫十八所”，鳌山卫就是九卫之一。它下辖雄崖所和浮山所，二所军事上互为犄角。行政上不隶属于地方，直接归山东都司指挥。
尤三省任鳌山卫守备时，正值西南边陲三藩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胶东地区反清复明的势力蓄势待发。这种状况下，如何加强已有的军事设施，巩固加强以利于统治，选择一个正确可靠的人非常重要。尤三省进士出身，又是顺治皇帝的贴身侍卫，因此对于即墨鳌山卫这个重要的军事基地来说，朝廷派他出任比较合适。
尤三省到任后没有辜负朝廷对他的期望，很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因功绩卓著累迁升官至天津镇总兵，相当于现在的天津市警备司令。
尤三省任期内轻徭薄赋，爱民如子，他革除吏治弊端，成功守卫鳌山卫。86年后，其孙尤淑孝的到来，让即墨百姓重新感受到尤家人的宽厚，至今即墨人仍念念不忘尤氏祖孙二人的恩情。
尤家人与青岛名山 近几年，有市民在鳌山卫镇爬天柱山时，发现许多巨石上都有一个奇特的大洞。形状极像脸盆，直径约50厘米，深度也有50厘米左右，总共发现了百余个大小不一的“石盆”。这些石盆到底是人工凿出的，还是天然形成的呢？
陈海波副馆长说，根据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天柱山上确实有很多“石盆”，是明清两朝的鳌山卫指挥使派驻在天柱山上的守军的“水缸”。
陈海波介绍说，由于天柱山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既可以对鳌山湾海面上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还能扼制住鳌山湾、田横湾等沿海地区通往内陆地区的道路。因此，鳌山卫指挥使(守备)便在山上派驻军队并设“哨所”。由于山上没有水库，向山上运水也不容易，山上守军便在山上凿出一个个“石盆”，积攒雨水饮用。1658年，清朝顺治皇帝的侍卫尤三省出任鳌山卫指挥使，尤三省指挥士兵，对山上的“石盆”进行了扩容，以便存贮更多的雨水。
而尤三省的孙子尤淑孝曾经到崂山视察，写有《崂山二首》其中写道：山海连绵面面开，一朝游览亦奇哉！路从石隙盘旋上，潮自天边浩荡来。
在华楼山北响石村登山，沿途山路有十八盘，俗称“小十八盘”。山势至此豁然开朗，向西经过“名山第一”碑，穿过幽深的竹径，就是华楼宫。“名山第一”碑原镌刻之字为“海上名山第一”，由明代巡抚赵贤题写，后此碑被毁，清代即墨知县尤淑孝另建石碑，题刻为“名山第一”。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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