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广江
近日，河南车主张高兴夫妇因不满超限处罚决定而服毒，酿成一死一伤悲剧。这又一次将“治超”话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一边是频频下发的“治超令”，一边是屡见不鲜的超载超限。自2000年交通部《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出台以来，全国“治超”已14年之久，缘何“超”与“治超”仍并行“在路上”，难见成效？（12月1日新华社）
14年“治超”，开了无数的会，发了无数的文，结果“越治越超”，一些名义上是“治超”的文件竟然异化成了保障相关部门执法创收的工具，甚至还衍生出“罚款月票”“包季套餐”等荒谬现象。在“治超”沦为“制钞”的情况下，路政、交警、运政、交管等上演了一场利益争夺大战，怎一个“乱”字了得！
笔者认为，以罚代管、执法创收、权责混乱、公权乱用等乱象，只是“中国式治超”黑幕的表象，其背后是公共权力的扭曲和异化，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以罚代管也好，执法创收也罢，其实是权力的另一种寻租或变现。罚款为了创收，手段成了目的，目的就是利益，这与“治超”的初衷相距十万八千里。一旦公权沦为某些政府部门的利益工具，而且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那么公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就值得商榷了。
“超”与“治超”的恶性循环里，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这必然会影响权力的公信和政府形象。在“治超逼死人”之后，公众已经无法容忍这种权力异化所造成的恶。行政权力膨胀、异化的实质是法律监管的无力，要跳出恶性循环怪圈，必须科学立法，对执法者和车主进行双向规范。其实，对车主进行规范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规范执法者的权力。如果执法规范了，不超载也能挣到钱了，谁还去以身试法？
公权之所以能部门化、利益化，很大程度上在于立法的部门化，换言之，在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部门利益就已经嵌入其中了。所以，必须完善法律依据，明确处罚标准，整合执法主体，建立权责清晰、监管有力、执行高效的综合执法体系，彻底铲除滋生创收执法、以罚养人、以罚代管的土壤。14年“治超令”见证了公权部门化，也呼唤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真正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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