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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金惠 “检察院把我们推上被告席，以前从没有过的事。”贵州省金沙县环保局局长秦蓁最近有点郁闷，该局因为行政不作为 ，“怠于处罚”污染企业，被检察院告上了法庭，成为全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本报12月22日A27版报道） 检察院因环保局行政不作为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别说对于环保局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就是在全国来看也实属罕见。统计显示，仅2006年到2010年，我国环境信访就达30多万件，行政复议2600余件，可进入诉讼程序的还不足1000件。对此，法律人士说，“公益诉讼制度不完善是瓶颈”，但制度建设又卡在了哪里呢？
最明显的困境就是“谁来当原告”。当前的现实是，大量由公民或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基本上都被法院以不具原告资格为由“拒之门外”。既然个人和社会组织“不够格”，那么由检察院这样的法律监督机关来作为公益诉讼原告，就权威而可行得多。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也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只不过，这一制度正如公益诉讼本身一样，在我国还只是学术用语，并未上升到法定层面，更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
贵州金沙县检察院对环保局提起公益诉讼，可谓在实战上走出了第一步，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排污企业拖延支付排污费近一年，既损害公众利益，又致国有财政资金流失。对于这样的行政不作为，“民告官”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官告官”就要发力。而一旦这种发力成为常态，不仅会对行政部门和相关负责人形成法律震慑，更能有力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改变了从前“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确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包括与损害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但尚未对检察院的“原告”地位进行明确的法律授权。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难怪金沙县检察院“压力山大”。而顶着这样的压力，又有多少检察院能放开手脚去诉讼呢？
另外，要建立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还要在检察机关内部成立独立的公益诉讼机构。因为，面对日益增多的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一旦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很难避免选择性执法。要消除这种隐患，就必须保证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是公平、均衡地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因诉讼门槛高而徘徊在司法程序之外。既然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为公众守住了司法这条“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就不能仅限于个案，而要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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