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寇铁蹄践踏山东大地的时候，有志之士纷纷揭竿而起，即墨人隋永谞就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当时情况极为复杂，不仅有日伪军的连番袭击，各抗日队伍之间也明争暗斗，屡屡相互攻伐。隋永谞历尽艰险，将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敌后打击日寇的一支重要力量。
后来，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一旅，隋永谞任旅长。在青岛抗战史上以规模大和惨烈而著称的“三都河战役”，就是隋永谞的部队打的。
四次集合才聚起一支抗日队伍 隋永谞，字健生，生于1912年，即墨县团彪庄(今属龙山街道)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称，隋永谞的父亲隋中春，少年时学成一手漂亮的木匠活，而且非常精明。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后急于建设胶济铁路，隋中春就承揽了部分工程，赚了不少钱。后来，他又承揽了济南火车站的部分建设工程，和津浦铁路数个火车站的建设工程，一举成为巨富。发财后的隋中春在济南购买地皮，建住宅、商铺近200间，也经营各种商行。而在团彪庄老家，他也修建了环绕全村的围墙，配备长短枪三十余枝，以保障隋家和全村安全。
隋永谞自幼聪明过人，16岁时在济南育英中学读书，后入省立高中，毕业后顺利考进山东大学文学系(青岛)。
即墨市政协文史资料中，收录了隋永谞晚年所写的《抗战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到他投身抗战的轨迹。“七七事变”后，山东大学师生各奔东西，隋永谞也辍学回家。1937年9月，他从青岛市区回家，在惜福镇下车后，顺路去看望他族叔隋子玉。隋子玉是国民党员，在惜福镇开了一家杂货店。
此时的隋永谞刚25岁，满腔热血，感慨报国无门。于是，隋子玉就把一个人介绍给他认识。此人名叫孙殿斌，当时是国民党青岛沧口铁路党部干事(另一种说法是四沧警察分局警察)，正着手在崂山和即墨组织游击队，武装抗日。
隋永谞开始四处奔走呼号，两个月内组织了约800人，随时待命。据《抗战回忆录》记载，1938年1月5日，隋永谞通知众人集合，并拿出自家私有的十多支枪分给他所信任的人。当天，却只聚起三四百人。然后队伍出发，刚走到流亭河附近，忽听枪声大作。原来，即墨县城的汉奸中途截击，这支刚集合起来的队伍未经训练，竟然一哄而散。首次集合失败了。
1938年2月15日，隋永谞又组织第二次集合。这次有200多人前来，枪也达30多支。此时又有鳌山卫的汉奸部队来袭，200多人一听枪响，再次四处逃窜。五天之后，隋永谞更改地点进行第三次集合，结果这一次，大部分人都推说不熟悉路，到那儿的只有十来个人。几天后，隋永谞再次发出集合通知，这次来了四十多人。接着，队伍奉孙殿斌之命调防，隋永谞沿途募兵，数日内募集600多人。三月初，隋永谞稍事整顿。一次夜间行军中，再次听到数声枪响，部队大乱。隋永谞连忙下令就地卧倒，不准开火。几天前的整顿发挥了作用，他事后清点人数，只散去了200多人。
“连续四次集合，一听枪声队伍就溃不成军，甚至四散奔逃，由此也能看出隋永谞最初组建抗日队伍之艰难。他从学校出来就开始抗日，可谓从零起步，在这种情况下，拉起队伍站稳脚跟，可见隋永谞是很有一套的。”张成先生说。
拒投日本人，叔叔被抓当人质 1938年3月上旬，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第十六支队第二纵队，在即墨三区区公所驻地王村镇正式成立，孙殿斌任司令。纵队下辖四个支队，四个直属大队，隋永谞任第二支队支队长。据隋永谞《抗战回忆录》记载，此时，第二支队设两个大队，共700余人。
1938年4月中旬，隋永谞同日军打了第一仗。当时，他驻防窝洛子村，即墨县城的一小队日军约30人前来进犯。因为隋永谞事先已知道了消息，就选精兵200余人，在路边山坡上进行伏击，日军损失惨重，而隋永谞的部队无伤亡。这一次大获全胜，鼓舞人心，也让老百姓认识到，隋永谞是真正抗日的。4月下旬，隋永谞又将即墨另一部分抗日力量编为第三大队。
山东保安第六旅韩炳宸部活动于即墨东北部一带，为扩展地盘，和第二纵队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隋永谞是看不起韩炳宸的，他这样描写道：“韩为一行伍军人，年五十岁，目不识丁，毫无国家观念。”1938年9月初，韩炳宸派兵袭击第二纵队东部的一、二 、三支队和司令部。孙殿斌扔下部队，仅带少数人员向西去投奔第四支队。第二纵队一时群龙无首，只好暂时接受韩炳宸的改编，成为保安六旅十七团，隋永谞任二营营长。
隋永谞很快发现，韩炳宸还与即墨县城内的日军有来往。据即墨市史志办史料记载，当年11月，韩炳宸投靠日本人，隋永谞暗中联络十七团的其他两个营，共同脱离韩炳宸的控制。一营指导员孙可佩听到团、营长要跟着韩炳宸投敌后非常气愤，号召全营官兵拒绝投敌，率部连夜撤往栲栳村，与隋永谞联络愿接受其指挥。三营营长刘宪章也率领所部退往崂山，与孙可佩合力拥戴隋永谞为团长。
据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介绍，1939年2月18日，隋永谞夜间乘渔船渡海，然后骑自行车经行村，前往莱阳县城，谒见鲁东行辕主任卢斌。卢斌对隋永谞大加赞许，委任其为鲁东行辕暂编保安第一团团长。然而，就在隋永谞赴莱阳期间，驻即墨的日伪军100多人，趁春节包围了团彪庄，将隋永谞家财物洗劫一空，临走时将隋永谞的叔叔抓到即墨城当人质。
见隋永谞并不屈服，当年4月20日，日军岛村旅团集结千余日军，协同韩炳宸等部共三千余人，对崂山一带的隋永谞部队进行全面围剿。形成包围后，让村民送信给隋永谞劝其投降，被严词拒绝。日军开始重点攻击，隋永谞则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打了多场伏击战。在日军的扫荡之下，隋永谞部队物资严重缺乏，且多人患病，只好寻机从包围圈中跳出来，进入海阳行村等地休整。只留80余人，以“锄奸团”名义 ，在崂山、即墨一带坚持斗争。
看笔迹就知道谍报队长在撒谎 进入海阳之后，隋永谞更深刻地体会到派系争斗的复杂，也渐渐变得成熟起来。
此前，卢斌已因派系倾轧而遇害，新任鲁东行辕主任是李先良。一天，山东省第七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郑维屏派人邀请隋永谞到其辖区参观。参观完后，郑维屏又提出让隋永谞接受其辖区保安旅的番号。当时的隋永谞只是团长，郑维屏给的却是旅长，显然是一个升官机会。可是，隋永谞明白自己当时属鲁东行辕管辖，岂能擅自脱离?于是断然拒绝。谁知，一周后，李先良派少校科员金公略前来，质问隋永谞为何接受郑维屏番号?原来，郑维屏见隋永谞不为所动，就在报纸上造谣，引起了李先良的怀疑。
隋永谞非常惊愕，说绝无此事，然后跟金公略一同去莱阳，向李先良说明，这才消除误会。他当即提出，希望李先良派金公略作为自己的中校团附，获批。隋永谞事后感慨：“人心如此险恶，使我这个涉世不深之人，真觉防不胜防。”
1939年7月，此前弃军而走的孙殿斌找到隋永谞，想启用番号“山东保安第十一旅”，遭拒绝。当年9月，鲁东行署下令，将隋永谞部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七旅第四团”，隋永谞任团长，受旅长姜黎川指挥。
1940年1月，28岁的隋永谞被沈鸿烈任命为即墨县长，“山东保安第七旅”也被改为“山东保安第一旅”，隋永谞部改为第一团，仍任团长。当年2月1日，隋永谞正式接任即墨县长。3月1日，日伪军兵分两路，向即墨扑来，隋永谞率部阻击。在这场战斗中，他与姜黎川也产生了裂痕。隋永谞在《抗战回忆录》中称，当时姜黎川和山东保安独立团团长安庭赓表示愿牵制一路敌军，另一路由隋永谞埋伏歼灭。结果姜黎川和安庭赓并未守信 ，致使隋永谞腹背受敌，不得不火速撤退。
事先，隋永谞看到即墨形势日趋恶劣，就托人把自己的妻儿送到济南，因为家人在那里有产业，方便照顾，日伪也不易追查。到1940年5月，妻子带着不满两岁的女儿又回来了，因为济南的形势也已非常差。他后来说道：“我面对妻儿只有深感歉疚，为了抗日救国而遭妻离子散之痛，又能奈何！”
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隋永谞在抗战中也练就了一些过人的本领。比如，他光听脚步声就知道外面的来人是谁，并屡试不爽。还有一次，营部传令兵发来报告说，日军出动到了段村，不知为何又折返即墨城。而稍后团部谍报队长于国庆送来书面报告：“日军百余名窜至段村，逗留不去，意图不明，正在监视中。”隋永谞拿着两份报告琢磨：日军还在不在段村呢?他灵机一动，认定于国庆是在敷衍，说谎。于是叫他来问话。开始，于国庆坚称日军还在段村。隋永谞大怒：“你简直胡说八道，你这份报告分明是敌军折返之后才写的！拉下去，重打二十军棍！”于国庆赶紧服软，问：“团长您是怎么知道的?”隋永谞指着那份报告说：”发现敌情即写，你哪能沉得住气一笔一画来写?你是不是还写了另一份敌人撤走的报告，再过一会儿让人送来应付我?你要再狡辩，我马上派人拿那份报告来。”于国庆吓得扑通跪倒，以后再也没敢敷衍了事过。
“正是因为隋永谞的过人智慧，才能带出一支能打硬仗的劲旅，也才敢打此后的‘三都河战役’。”张成先生说。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王学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