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鹏
“你去办事,不先敬烟,无话可唠。一根烟,拉近距离,事情办成了一半。”一位网友调侃的中国特有的人情社会里的香烟社交,说出了北京正在进行的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行动面临的挑战。显然,这个挑战不是唯一的。
第一家被罚的餐馆、第一个被罚的人,这些带有标志性价值的“第一”相继被报道出来,“禁烟”的效果并不需要怀疑,而北京此番行动着实花了很大力气,政府动员力量极为强大,物力人力的投入似乎源源不断、永不衰竭。
“问题是,这种人海战术究竟能坚持多久?”《晶报》抛出的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充满了现实性,“关键是这种高强度的人力物力投入,如何才能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只要禁烟行动持续的时间足够长,相信很快就能形成习惯性的禁烟氛围。怕就怕在禁烟仅是一个行动、一个运动,风头一过,一切照旧。”
这种担忧不无可能。早前就有媒体用事实做出了证明。1979年我国就开始颁布各种禁烟令,禁烟范围在逐步扩大,近一半的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禁烟的地方法规。但各地曾公布的不少严苛的禁烟令,均流于形式。
在提出解决之道之前,凤凰评论先用数据说话:我国对“烟财政”依赖性特别大,2014年数据显示,烟草行业税利超万亿,同比增长10%。中国签署国际控烟公约以来的十余年间,全球烟草产业销量下降10%,中国却上升了41.8%。随后话题一转,转向问题的根源,“在一些省份,烟草行业甚至是当地最大的产业。利益蛋糕如此诱人,以至于地方政府以提高烟草消费量为己任。”
《新京报》则把禁烟最大的对手归结为烟民本身,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人对嗜好与健康之间的选择。“在很多时候,安全与健康并不是第一位的。趋利避害仍然成立,但是,潜在的、之后才会看到明显结果的风险与损害,往往屈服于当下的、明显的收益与所得。”
当然,情况似乎也有乐观之处。世界无烟日之际,国内某著名青年群体社交网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表示自己吸过一次以上且仍在吸的90后仅占16.2%,而中国疾控中心认可的我国15岁以上烟民有3.56亿,占总人口的1/4。也就是说,如果上述对90后的调查具有普遍意义,我国的控烟形势在未来可能得到极大改善。
于是,《中国青年报》就把视角投向未来。“允许90后在吸烟问题上说‘不’,上司、年长同事等话语权更大的人,不妨展现出雅量来。在不禁止吸烟的场合,烟民吸不吸烟,或许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但不劝导、不强迫不吸烟的人吸烟,这应该成为一条道德底线。假以时日,当这些90后掌握了更大的社会话语权,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强势地位,相信不吸烟的他们能给年轻一代创造更好的控烟氛围。”
在乐观和严峻之间,人民网则喊出了“还缺什么”的问题。“至少还有一点要认清并唤醒,即受害者抵制吸烟的‘主体意识’。禁烟控烟最主要的意义是确保非吸烟者的权益,对这些没有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权益维护,就需要形成一种受吸烟影响者或‘吸二手烟者’为主体的维权意识,而非绝对地依赖政府行政力量,或一味被动等待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利救济……政府部门不仅要制定控烟条例,更要从制度与法律上让民众自主自觉抵制时免受伤害。”
尽管如此,《法制日报》认为“史上最严还可以更严”,“‘史上最严控烟令’只是相比以往控烟制度而言。我们不能只和自己过去的控烟制度比,还应该与其他国家的控烟经验对比,提升惩罚力度。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制度落实,在控烟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之前,应该从‘最严’向‘更严’迈进。国家版控烟令更要给力,《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去年11月征求意见后至今尚无下文。”
半岛网辣蛤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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