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0日,当日本兵从山东头登陆青岛时,码头上站着一群手持日本国旗,夹道欢迎日本兵的日本人。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期间,一部分拥护侵华政策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浪人嚣张跋扈蓄意滋事,他们的政治活动与日军的侵华行动遥相呼应,给青岛百姓带来了痛苦。
青岛曾为日侨势力中心
“很多抗战时期的故事都是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75岁的李沧区市民桑继光坐在沙发上,翻着不久前刚从档案馆找到的老档案,回忆着父亲曾经给他讲过的那些经历。桑继光的父亲叫桑志善,1924年桑志善刚满13岁,因为老家寿光闹虫灾,地里颗粒无收,跟着父亲来到青岛,租住在聊城路一带的一处小房子里。“为了生计,父子俩在青岛港码头找了一份扛大包的工作。那时青岛就有不少日本人,他们中很多人在做生意,大规模的有纱厂,小规模的有牙科诊所、商铺,还有的日本人把黄包车租给中国人拉车,然后按月收取租金。”桑继光说。
为了更多地了解父亲曾经历的那段特殊时期,桑继光翻阅过不少历史书籍和资料。根据记载,日本从第一次侵占青岛之后,日侨逐渐确立了在山东的势力以青岛为中心,在青岛的日本人绝大多数从事与经济行业有关的事务,这一时期日本在山东的经济开发也以青岛为中心区域。
日侨中的强硬派嚣张跋扈
在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之前,一部分日侨强硬派不断在青岛四处滋事,打算造成重大事件,为日本重新占领青岛找借口。在码头扛大包的四五年时间里,桑志善亲眼目睹了那些蓄意滋事的日本人嚣张跋扈和对中国同胞的无故欺辱。
“后来,我父亲当了警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付那些极端日本浪人和一部分为非作歹的日本侨民。”1929年,18岁的桑志善在一名同乡的介绍下,到当时的市南公安分局当勤务员,山东省国民政府警察厅坊子警察培训班招生时,参加了考试,一年后回到青岛就成了一名正式警察。桑志善当警察的日子里,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青岛殖民当局的庇护下,以日本居留民团为代表的许多社团组织肆意妄为,随意拘捕押扣华人,买卖土地走私贩毒。在青岛警察和民众的集体抗议下,青岛当局加大了对为非作歹日本人的查处力度。“有的日本人非常嚣张,乘坐中国人拉的黄包车经常不给钱,稍微与他们理论一下,就又打又骂。我父亲看了非常气愤,就以维持治安的名义上前阻止他们的恶行,但有时他们即使对中国警察也毫不客气。”桑志善和其他警察通常会将无端闹事的日本人抓住后先核实身份,如果发现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进入青岛的非法侨民,便适当施以惩罚,这也是对其他闹事日本人形成一种震慑。
残忍日本浪人杀害中国人
部分日本人肇事活动的日益猖狂,吸引了更多的日本浪人和暴力分子来到青岛参与肇事破坏活动,青岛大有成为他们不受中国政府法律管束的独立王国之势。在青岛的极端日本浪人杀人放火、走私枪械、贩卖毒品、奸淫妇女、伪造货币,无恶不作。“当时许多纱厂都是日本浪人在负责管理,工厂里的许多工人每天工作量巨大,而且动辄就会受到毒打,真是吃了不少苦。”桑继光说,他父亲在街头巡逻,经常见到日本浪人肆意挑事的情况,尤其是欺负街头靠出卖苦力的黄包车夫和在码头干活的劳工。
市档案馆一本记录帝国主义侵略青岛的纪实类书籍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在旧中国,人力车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身安全没有保证,尤其是日本浪人打骂人力车夫是家常便饭,凶杀人力车夫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927年8月29日上午,日本浪人平俊光在大港码头乘杨玉成的车去临清路日本妓馆,行前两人谈好车资,可到达妓馆后,平俊光无事生非,少付车费。杨玉成与其评理,平俊光抽出刀子,朝杨玉成刺过去。杨玉成尚未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倒在血泊中。杀人不眨眼的平俊光刺伤人后毫无感觉,置倒在眼前血流不止的杨玉成不顾,悠闲地走进妓馆嫖娼去了。市北警察分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并将杨玉成送到医院,但杨玉成因伤势过重,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一些社团竟想越俎代庖
在青期间,日侨曾经成立多个社团组织,其中日本居留民团以维护青岛日侨的经济利益为主,受日本领事馆委托,负责青岛日侨的赋税查定和征集,以及青岛日本学校和社团等地的经营维持,同时还负责维护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地区日侨经济利益。国民政府将青岛收归后,日本居留民团等社团组织显示出了他们的野心,在青岛开展了大量的政治活动,积极响应日本侵华政策,网罗那些蓄意侵华的日本人参与旨在危害青岛乃至中国主权完整的各种政治活动,是多次青岛日侨肇事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和组织者。
在华盛顿会议上讨论山东问题时,听说青岛很快将交还中国,有一部分在青日本人竟致电日本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希望坚持强硬态度,维护在青日本人的权益。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青岛日侨中的强硬派更是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在青岛制造事端,阴谋暴动。“当时每天晚上我父亲和其他警察都要巡逻,一旦发现有日本人密谋滋事,赶紧想办法制止。”桑继光说。
由于大批日侨在青岛,日本官吏动辄就派大批军队、军舰,以视察侨务为名来青,保护青岛日侨的生命安全也成为日本政府出兵青岛乃至山东的借口。“青岛德县路事件后,日本人更加嚣张,甚至大有要接管政府的意图。”1938年德县路事件发生的当天,桑继光刚好休班,第二天上班看到出警记录后才知道出了大事。之后,日本海军果然以护侨为名,将两艘军舰从青岛外海调至青岛近海,扬言要进攻青岛,日本居留民团的负责人更是直接找到当时的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要求青岛市政府退出市区至当时的四沧区,市内的全部军事要塞交由日本居留民团掌管,大有越俎代庖的意思。
进攻青岛前先撤日侨
“日本人在青岛开设了大批的工厂,加上众多日本人在青岛,所以日本人不会轻易动用武力进攻青岛。”市档案馆文史专家表示,一部分蓄意侵华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浪人在青岛为所欲为,的确给青岛市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正是因为有大批的日本人在青岛,加上青岛对日本经济利益方面的特殊意义,使得日本政府不会将其作为主要战争攻击目标,即使对青岛发动攻击,也必然在战争爆发前先撤离日本侨民。
1937年8月25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发出青岛日侨总撤退令。随后,青岛大街小巷的日本企业、商铺纷纷大门紧闭,大批在青的日本人带着家眷纷纷登上返回日本的船舰……尽管战事还没有波及青岛,但随着16000多名日侨陆续撤离,青岛的老百姓心里明白——日本兵就要来了。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侨从8月份开始陆续撤离青岛,到9月4日全部撤出,11月份日本向青岛进攻,给了很大一段时间作为安全缓冲,许多老百姓也纷纷逃离了青岛。与此同时,青岛市政当局也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由此出现了“焦土抗战”等部署。
1937年12月,在日军登陆的前夕,沈鸿烈接到撤退的命令,他给当时的青岛警察提出了两条出路,“一是留在青岛当日本人统治下的良民,二是跟随沈鸿烈撤退到鲁西,整编成部队后参加抗日。”为了国家的安危,桑志善最终选择了参军抗日,接受了政府发放的家属安置金,让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老家,自己则跟随队伍到诸城集结,一路与日本兵接战,最终打到了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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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侨的三次撤离
日本在青设立侨民的历史要追溯到德占时期,当时德方同意日本人在青岛经商,引发了日侨逐步迁入青岛。随着日德战争的爆发,日本政府为保护青岛日侨的安全下令全部撤离。1914年12月28日日军占领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宣布开辟青岛为商场,向日本国民开放,由此掀起了一次日本移民青岛的狂潮。
一战结束后,日本加大了对青岛的资本输出,青岛的日本殖民统治也进入成熟期,推出了更多的日侨投资优惠政策。1919年开始的日本移民青岛的第二次高潮,青岛的日本移民人口高达24500余人,与1915年初相比,增长了60余倍。直到1922年底北洋政府收回青岛,大批日侨撤退回国,在青日侨的人数也急转直下。然而,此时的青岛侨民中,日侨的比重已经占据绝对优势,1936年底在青外侨17874人,其中日侨16549人。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年8月25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发出青岛日侨总撤退令,16000多名日侨陆续撤离青岛。9月4日,日本驻军总领事一行最后离开,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二次日侨的全部撤退。1938年1月10日,日军再度占领青岛,不久日本侨民再次涌入青岛。1943年日侨人数高达43653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青岛市政当局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对日侨实施了遣返,日侨第三次撤离了青岛。
■我家的抗战故事
把日本人掀进沟
讲述人:张福东
1939年,日本人占据青岛后,按户给中国老百姓发放“良民证”,凡是没有“良民证”的,随时可能被列为“可疑人物”抓起来。家住市北区的市民张福东说:“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从泰安老家来到了青岛,定居在四方路,在宝山路一带扛大包。”后来,张福东的大伯也来到了青岛,可没有“良民证”,白天无法出门,只好到了晚上,拿着张福东父亲的证件,上街拉洋车挣点钱糊口。
一天晚上,张福东的大伯从小港一带拉了一个日本人,对方挎着刀,浑身酒气,说要到上海路。“大伯拉着他沿着馆陶路大上坡向上赶路,对方时不时拿刀背砍大伯的肩膀,要他快点。可因为喝醉了,加上路不熟的缘故,兜了几个圈,那个日本人也没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张福东的大伯累得连吐了几口鲜血,对方根本不理会,大声责骂着到了几乎恼怒的程度。“当大伯把洋车拉到掖县路附近时实在走不动了,可又不能让日本人下车,路过一片林子时,大伯临时起意,趁着车上的日本人不注意,猛地将车座向后一掀,那个日本人‘啊’的一声摔进了沟里,没了动静。”张福东听父亲说,大伯知道惹了事,第二天一大早就坐火车跑回了泰安老家。后来听说,掖县路大沟一带被封锁了一段时间,被掀进沟里的日本人到底是死是活,谁也不敢打听。
本版撰稿 记者 于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青岛市档案馆提供,本报记者王建亮翻拍整理。
[编辑: 李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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