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0日，日军登陆青岛，青岛第二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军占领青岛后，不仅主宰青岛的政治、文化，还控制了青岛的经济命脉，巧取豪夺，支持和帮助日商在青发展日资产业，全面服务于日寇侵华战争。这期间，青岛工人阶级除少部分撤退到内地参加抗战生产或武装斗争外，市内的广大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抗外国侵略者和资本家的压榨，采取各种方式，机动灵活地开展反日斗争，普遍的方式是消极怠工、毁弃工具、破坏生产或者逃跑，有效地支援和配合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一张老照片记录抗日岁月 在89岁老人郝铭盘珍藏的一本相册里，有一张切得不太规则的黑白照片，上面的年轻男子仪表堂堂，那是17岁时的郝铭盘刚刚进入日统区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留影，年轻有朝气，充满爱国激情。如今这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记录着当年在日寇统治下，他在青日伪工厂的“潜伏”岁月。
翻开郝铭盘所写的 《地下革命斗争回忆录》，一段段充满智慧和惊险的潜伏历史展现在记者面前。
1927年，郝铭盘出生在即墨县小荒村一个农民家庭，一家八口靠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当他稍大些，父亲送他去学堂念了几年书，然而10岁那年日寇侵占山东，彻底打碎了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受不了国民党以抗日救亡名义的抢劫掳掠，他们举家逃难到了青岛，12岁的郝铭盘做了童工，在日寇奴役下，尝尽了亡国奴的辛酸，恨透了日本人。
1985年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从事该厂史志鉴编写的陈光荣，在参与编纂《四方机厂厂志》时曾走访过多名工厂老职工，了解日寇统治下工人的工作状态。厂志中详细记载了日军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工人每天下班出厂门的时候要被迫高举双手，有时还要解开腰带，由厂警挨个搜身检查。为了强制工人多干活，日本统治者还强迫工人每天劳动10小时，根本不管工人死活。日本侵略者体罚工人的手段比德国人更多，如罚站、罚跪、罚跑步、轮流打耳光、灌凉水、灌煤油、压杠子、狼狗咬等等。一年冬天，有个叫陈善美的青年工人在出厂门搜身检查的时候，不知道被日本人搜出点儿什么，当即被绑在电线杆上剥光了衣服，脚底下垫上一块大冰块，然后唆使狼狗扑上去撕咬。”
工人秘密开展反抗斗争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工人们采取的斗争一直处于更为秘密、隐蔽的状态下，比如‘磨洋工’、‘开空车’、‘偷东西’等。”陈光荣介绍，四方机厂的工人和青岛市人民一样坚强，并没有被日本人的淫威所吓倒，而是秘密地进行反抗。
“磨洋工”是工人们对怠工的俗称，上班时磨磨蹭蹭，懒懒洋洋，出工不出力，干活不出活。日本监工、中国领班在场时一个样，等他们一走就开始“磨洋工”了。工人还将此办法编成顺口溜 “上趟茅房半点钟，提上裤子还晃十分钟；开上机器等几分钟，反正我得磨洋工”。日本人知道后，气得将茅房先是砸烂了，后来干脆封了。但是，那也不是办法，工人不能老憋着啊，日本监工就想出上厕所发牌计时间轮流上的办法。这样一来，反而更耽误了时间。
据老工人们介绍，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开空车”，工人们在作业场地趁日本监工、领班不在时，就“开空车”，只听见机器隆隆响，旁边却是空荡荡，还专门有人进行瞭望，等日本监工、领班进来时瞭望人发出信号，大伙再装模作样地往机器里加料干起活来。
陈光荣说，工人们在日本侵略者的暴政下生活极端困苦，为了养家糊口，对厂里的工具、器材、原料等，以及煤炭等生活用品，逮着机会就下手偷。大家认为，“偷”日本人的东西不算偷，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偷鬼子的不算偷，被鬼子打了不算丢（人）”。工人们主要是“偷”铁板、铜板、零件等，装在小饭盒里或者放在内衣袋里带出来，换成钱补贴家用。据一名老工人回忆，当时，钉车厢的螺丝帽搞出一个来能买一个8分钱的烧饼。
当时，在青岛的各大日资企业里，工人们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抵抗。
1941年秋，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绢织工场接到军用绸漂白任务，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发动工人投入超量火碱，使白绸大部分烧坏。1942年10月，隆兴纱厂女工反对日本男监工搜身，400多名女工停工3天，迫使日本厂主做出让步。1943年春，埠头株式会社机械修配所奉令制造防空壕铁门，中共地下组织利用日本监工殴打工人事件，发动工人怠工，并让主要技术工人离家躲藏，原定3个月的工期被拖成一年多。
此外，广大职工还自发地随时随地毁坏原材物料，制造事故，普遍拿走日本人物资、工具，使侵略者防不胜防，束手无策。据不完全统计，沦陷期间全市发生的主要停工斗争有9起，2300多名工人参加，有8次取得了胜利。
技术上破坏 时间上拖延 1944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失利。特别是它发动的侵华战争，像一匹野牛冲进了中华民族抗日的火阵之中，日寇人困弹缺，眼看就要被烧死。但是，日本侵华当局为了做垂死挣扎，妄图挽回失败的命运，急令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 （即今四方机车车辆厂）在完成机车车辆修造任务以外，赶紧试制30000发炮弹以应战场急需，限半年内完成。
陈光荣在编纂厂志时，曾经专门访问了老职工韩国恩，他曾参与当年的炮弹制造工作。那年韩国恩17岁，在翻砂车间模型组工作，当时组员有陈高峰、周明业、滕学扬等10余人，均是20来岁的年轻人，都有一颗民族自尊心，就是决不能为日本鬼子生产炮弹来屠杀自己的骨肉同胞，大伙儿不约而同自发地起来破坏和斗争。为此，人人想办法，个个出主意，一致认为应从技术上来进行破坏，从时间上来拖延。
当时翻砂车间的日本总管叫奥出，50多岁，长得满脸横肉，身材粗胖矮小。他仗着自己是场长（即厂长）星源藏的舅舅，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处处与工人作对，伙计们在背地里叫他“大熊”。“大熊”平时对工人可坏了，但这次为了达到其生产炮弹的罪恶目的，简直变了个熊样，不是点头，就是哈腰：“只要大家认真地干，就有大大的好处！”但大伙心里有数，任你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买你的账。日本人要想批量生产炮弹，就得先搞试验。为此，场方扩大了翻砂场地，还专门建立了锻冶场，里面有气锤、铸铜等设备，“大熊”每星期都得来试验场地转悠检查。
“试制炮弹的头道工序就是脱坯，这道工序就是由俺模型组干。”韩国恩曾回忆说，“大熊”按照生产炮弹设计书进行挑选，有砂眼的不能用，芯子偏了的不能要，工人们就趁他不在或者不注意的时候，在下砂芯子时马马乎乎，有意识地偏点或歪点，将脱坯箱放偏，并往砂型芯子里刷上水，并从家里拿盐粒往砂型里放。这样，铸出来的炮弹，不是偏心呛火，就是偏箱浇不足或者是弹壳上带斑点、有砂眼，绝大部分成了废品。为此，场方大为恼火，朝“大熊”发脾气。“大熊”又恢复了原来凶神恶煞的面孔，对工人拳打脚踢，但工人们紧紧地抱成一团，就是不泄露巧妙抵制生产炮弹的机密。无奈，“大熊”只好从废品堆里挑出几枚认为合格的炮弹壳拿到机械场进行加工，机械场的工人也是软拖硬磨，在对炮弹外壳进行镟加工时，有意将芯子镟成一边薄一边厚，使其根本不合规格。
这样折腾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转眼到了1945年初，废品还堆放在场地上。场长只好以技术掌握不了、成本消耗大等为由向日本驻华当局报告，停止了这个罪恶的计划。
打造日式军刀计划落空 在乌云笼罩的黑暗日子里，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与发动下，青岛日本工厂的工人采取各种手段开展反日斗争，破坏日本军工生产，而最为有效的反抗是故意给敌人搞破坏或有意进行抵制，叫它神不知鬼不觉也查不出原因，造成损失。
1944年，郝铭盘已经17岁了，那年他在南山树林的一处国术练习所认识了一名叫刘崇旭的年轻人，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后来刘崇旭介绍他一起到了埠头株式会社机械修配所做工，那里实际上是日伪设在六号码头的兵工厂。两人一个干锻冶掌钳，一个抡锤打铁，一有机会，刘崇旭就给郝铭盘讲革命道理，激发他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决心。“其实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他是中共青岛工委的地下工作者，是专门从解放区派过来进行地下工作的。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我在抗日结束后也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郝铭盘回忆说，当时修配所共有工人一百二三十人，他们在1944年至1945年春，曾经两次组织发动工人罢工，要求增加薪酬，借以激发工人阶级的斗志，都取得了胜利。
郝铭盘至今还记得，日寇在强行下达任务让“华北车辆株式会社青岛工场”制造炮弹约两个月之后，又急令埠头株式会社机械修配所在3个月内为日军打造5000把日式指挥刀，日军准备日后用于巷战，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刘崇旭带领修配所里的技工们采取明答应暗抵制的做法搞破坏，工人故意在刀胚淬火时淬得不够火候达不到规定的硬度，一到锻打时就敲碎了。日本鬼子监工发现问题后，工人又趁其不注意不是淬软就是将刀打弯，第一批120把战刀废掉了，敌人还以为他们技术太差，将这些战刀统统扔进了大海。”郝铭盘说，由于工人消极拖延和故意破坏，直到日本投降才造出几百把，使得该计划完全失败。
巧妙破坏敌人军火生产 在日本占领青岛期间，丰田铁厂（现青岛纺织机械厂）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和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他们既为工人争取了利益，又巧妙地破坏了敌人军火生产计划，令日本鬼子非常头痛。
1938年，日商强行收购了中国人经营的“华昌铁工厂”，改名为“丰田铁厂”。1940年，丰田铁厂收购了水清沟百余亩耕地，扩建厂房，扩大营业，全厂有日籍职员60余名，华工千余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丰田铁厂遂改从事军火生产，主要生产铸铁手榴弹和铸钢炮弹。看到要为日本人生产手榴弹、炮弹来屠杀抗日军民，丰田铁厂广大华工无不义愤填膺。华工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巧妙、不留痕迹的手段，有效地破坏了敌人军工生产，给日本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机件生产的第一道工序是铸造，工人们在造模时故意制造许多不留痕迹的缺陷，产生大量的废品。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根本觉察不出来，就是看出来，也很难找到真凭实据。工人故意把型砂的含水量提高，造型时压得很紧，使型砂透气性差、水分高，待砂型充满铁水或钢水时，产生大量气体和水蒸气无法溢出，遗留在壳体中产生大量气泡，使产品报废。缩孔、下偏芯子等都是是铸造工人普遍使用的破坏手段。
第二道工序是机械加工，工人在对产品切削时，故意加大进刀量，使刀具或者加工设备损坏，造成停工。工人在维修设备时，故意留下隐患，使生产无法进行。
1943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派地下党员袁志清到丰田铁厂工作。他发现这个厂的工人忍饥受冻，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厂方用掺和橡子面、坏玉米面、坏豆饼的“三合面”充当实物工资，每月每人发1袋。这种“三合面”做窝窝头不成形，又苦又涩，做熟了要用手捧着吃。工人们吃了这种“三合面”，普遍大便结干。针对这种情况，袁志清深入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识字学文化、学技术。不到2个月时间，在其周围团结了40多位工人积极分子，他成了工人领袖，一呼百应。接着，他组织工人向厂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袁志清认为，大伙生活这样苦，光发加班费不行，要给每人每月增加半袋面粉，厂方若不答应就停工。全厂工人很赞同他的意见，自发形成了以袁志清为核心的斗争团体。为防止厂方对工人进行迫害，决定不派代表，大家一齐去找厂长要求增加待遇。交涉中，厂方提出派代表谈判，大家说“我们都是代表”，并提出具体条件。厂方让工人先回车间干活，再等答复，被工人们拒绝了。为防止日本人报复，工人晚上不在家睡觉，骨干积极分子都躲了起来。果然第二天晚上，日本宪兵队就到工人宿舍抓人，但扑了空。
经过全体工人的斗争，丰田铁厂厂方被迫答应了工人的条件：每次加班增加8角钱（可买两斤粮食），每人每月增加半袋面粉。
抗战故事
俺给八路军送信 1943年，俺才13岁，那时俺的家乡山东海阳县是敌我争夺区。当时，老百姓深受日本鬼子、汉奸、亲日派的反动统治之苦，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还要应付敌人的苛捐杂税。在离俺村不远的赵家村驻守的是国民党军26旅秦玉堂的部队，他们名为抗日，却不打日本鬼子，专打八路军，常到俺村捉人、要钱、要粮。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要是被捉，就得卖房卖地赎人，有的还被打得半死，最后整个家庭被搞得倾家荡产。
当时，八路军和俺村秘密组织（我地下党）时常在夜晚贴标语，号召人们团结抗日。八路军和村秘密组织常在赵家村周围活动,有时放枪，有时扔手榴弹，使亲日派不得安宁。敌人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八路军和村秘密组织也总是找机会，狠狠地打击汉奸亲日派的反动气焰。有一次，村秘密组织得到情报，汉奸亲日派要到俺村赶集。大家认为机会来啦，但需要及时把情报送出去，大人们怕暴露，叫谁去呢？大家想来想去，想到俺村的唐志全和俺，叫我们俩化装成上山翻地瓜蔓的去送信，信上插了一根火柴头（表示很急的意思）。说实话，俺这是第一次为八路军送信，还有些害怕哩……因为要爬黄山过红岭山，才能到达八路军驻地孙家夼；再说山中有狼，树高草深，又有蛇，还怕被亲日派捉住。但我们在村秘密组织负责人赵名岐的鼓励下壮了壮胆子，趁天未亮就匆匆上了路，我们翻山越岭，互相壮胆，早晨7时许就将信及时送到了孙家夼八路军的靳队长手上，他还夸奖了俺俩一番。
当天上午9时许，汉奸亲日派真的来到了新安镇集上，八路军也及时赶到了。汉奸亲日派早就被八路军打怕了，没敢放一枪就跑啦，那个狼狈样甭提了。每当俺想起这件事，心里总是美滋滋的。我们念抗日的书，学抗日救国的道理，俺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于194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又光荣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编辑: 林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