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岛市档案馆从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找到一批中国劳工名簿及其他有关中国劳工的档案。其记载的中国劳工数量约为1.5万人，仅三菱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292名中国劳工中，来自青岛地区的中国劳工就有103人。这些劳工名簿详细记录了劳工的姓名、原籍、年龄、原职业及在日从事何种劳务等情况，但这并没有完全反映劳工在日本遭受奴役的真实情况。档案将遇难中国劳工的死亡原因几乎都归咎于因病死亡，以掩饰其令人发指的残害中国劳工罪行。
■特殊背景：
档案是美国的“返还文书”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收录了一批中国劳工名簿及其他有关中国劳工的档案，再一次佐证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强掳、残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发现这批档案的青岛市档案馆副馆长杨来青告诉记者，这批档案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1945年9月日本企业中国劳工名簿，涉及三菱矿业株式会社、三井矿业所、日本港运业会等15家日本企业及所属企业或事业场。
《名簿》中记录的中国劳工人数约1.5万人左右。杨来青介绍，1946年3月，日本外务省管理局编写出版《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承认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人数为38935人，“也就是说，此批档案涵盖了近40%中国劳工的原始记录信息。”
这批档案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送还被掳中国劳工。为此，日本政府要求涉事企业报告使用中国劳工的情况，为送还中国劳工做准备。日本企业按照要求，于1945年9月中下旬上报《华人劳务者名簿》”，杨来青说：“随后，这些档案随着明治元年（1868年）到昭和20年（1945年）档案被美国押收，收藏于美国议会图书馆，昭和48年（1973年）归还日本，被归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返还文书’类别之中。”
■编造死因：
遇难者多被归咎于“病死”
这些日本企业统计的中国劳工名簿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在文件名称上略有差别。劳工名簿中详细记录了劳工的编成番号、姓名、原籍、年龄、原职业及在日本企业从事何种劳务，死亡的则登记有死亡日期、死亡原因等情况。青岛市档案馆也馆藏有少量的劳工名单，但如此详细记载劳工基本信息的原始名簿还是首次发现。不过，杨来青也指出，虽然这些中国劳工名簿记录了被日本劫掠劳工的基本信息，但并没有完全反映中国劳工在日本遭受奴役的真实情况，既有人员基本情况记录不准确的问题，也有在死亡原因等方面故意编造内容的痕迹。
“日本企业编制的中国劳工死亡人员名簿中，竟将遇难中国劳工的死亡原因几乎都归咎于因病死亡，甚至编造出诸如脚气、心脏麻痹甚至梅毒等花样繁多的死因，以掩饰其令人发指的残害中国劳工罪行”，杨来青说。以一份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大夕张矿业的“中华民国勤劳队员死亡者名单”为例，来自山东章丘26岁青年解同春的死因竟被写为“脚气”，另一位同样来自山东的36岁劳工张锡九的死因是梅毒，在严密监控下每天劳作10多个小时的劳工感染梅毒着实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此外还有急性肠炎、心脏麻痹、赤痢、浸润性肺结核、癫痫、胃癌、中风、肋膜炎、肾炎等五花八门的病因。
来自天津的王连起被注明的死因是“变死”，另一位来自河北的李春和注明的死因则只有“死亡”两字，杨来青数年前采访相关劳工时了解到，李春和和王连起分别为队长和副队长，两人之间有矛盾，李春和组织人把王连起杀了，后来日本投降，李春和自杀。
■惨无人道
劳工最高死亡率达52%
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292名中国劳工中，来自青岛地区的中国劳工就有103人之多，多数是从青岛押往日本，其中有12人在日期间或返还途中死亡。
从名簿上可以看出，三菱财团大夕张矿业所于1944年9月15日、10月17日分两批接收中国劳工。第一批来自青岛，176人；第二批来自塘沽，116人。这些中国劳工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其中，年龄最大的为来自山东青岛即墨的江秋芳（编号156号），56岁；最小的为河北满城县的尹保（编号209号），17岁。被抓前，这些人多数为中国平民，也有中国战俘和不服从管制的伪政权军警人员等。据杨来青统计，其中，农民101人、市民123人、苦力36人，中国战俘及伪军警人员29人，身份不详3人。
“中国劳工被强迫押送日本后，在日本军警的刺刀下被迫充当劳工，任由日本企业驱使奴役。在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小时，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中国劳工的体质迅速下降，大批劳工惨死在日本”，杨来青统计发现，截止1945年9月下旬，大夕张矿业所使用的中国劳工中死亡81人（其中1人死于来日本途中），死亡率高达27.74%。另有5名患病者在战争结束前送还中国。有学者研究表明，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强征的劳工共有13批，最低的死亡率为7%，最高死亡率高达52%。日本投降后，幸存的劳工大都于1945年陆续返回中国，但有的刚回国就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所以名单中幸存的91位青岛劳工，最终是否都与他们的家人团聚了，仍是未知数。
■回忆
病倒不去干活，就不给饭吃
2004年，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曾采访了24位驻青中国劳工，其中有被抓到大夕张矿业所的朱正基、闫明、宁贻昌、钟永梓、刘积善等。青岛市档案馆为这些饱受欺凌的亲历者留下珍贵的口述影像档案。
档案馆工作人员当年采访的劳工，如今基本都已离世，从他们留下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当年劳工在日本过的是非人生活，来自平度的张新业于1944年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当年他才19岁，他接受采访时说，在日本煤矿里工作，每天只给一个窝窝头，一碗汤和一碗面疙瘩，“吃不饱，饿得东倒西跌，还得干活，感冒了也得坚持干，要是病得在床上起不来不去干活了，日本人就不给饭吃”，张新业透露他在日本时就照顾过一个生病的小伙子，张新业只能领回一碗饭来两个人分着吃，小伙子每天哭喊自己回不了中国了，后来就在日本去世了。
还有劳工告诉过杨来青，当年在日本冬天，两个人才有一套棉衣裤，只能轮流着穿。劳工也策划过逃跑，“北海道冰天雪地荒无人烟，劳工们跑出来也没处可去，最后又被抓回去，一顿毒打。”
杨来青说：“从日本自己形成的原始档案可以看出，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铁证如山，残害中国劳工罪行累累。在事实面前，日本拒不承认罪责，有的日本企业竟然在搞选择性道歉，继续伤害中国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这一掩饰日本侵略罪行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能接受。”
文\本报记者 王法艳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王泯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