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岛颇具特色的建筑形式，里院见证了青岛的百年历史。这里曾经热闹非凡，邻里情深、孩童嬉戏，有的里院如广兴里甚至像个小型游艺场，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如今，里院墙面斑驳，逐渐凋敝，聚集了众多外来务工者，老住户已经不多了。这些老住户在里院度过了大半生，是连接里院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是里院文化最生动的见证。回望里院历史，看到的不仅有建筑的改变，也有文化的传承。
回望：里院的前世今生 广兴里的早晨很静，大概是谁家在剁馅，刀落菜板快速而有节奏的声音，在这份静里被衬得格外清晰。刚起床的女人抱着被子出来晒，就搭在屋外暗红色木质回廊上。隔壁家女人正巧出来晾衣服，湿衣一甩，水珠调皮地跳出来，在阳光下闪着细小微弱的光亮。两人一个拍打着被子，一个整理着衣服，聊了会儿天，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屋子。起初在东边门洞外坐着的穿着绿色上衣的老人，追着太阳走，随着光影的西移，又坐到了自家门前的一方阳光里。她耳背得厉害，世界于她该是多么寂静，手里翻着的那张过期了的报纸，大概是她与外界一种微妙的联系。
高密路56号的这个里院，四周的双层建筑，底层伸出来不少加盖的房屋，包围着院落中央低矮的建筑。站在二层回廊往下看，整个院子呈“回”字形，空地很少，显得很拥挤。院子年久失修，回廊的红漆已经褪色，墙面已经斑驳。
广兴里现在的寂静、萧条，或许很难让人想象它曾经的辉煌。广兴里最早的建造年代可以追溯到德租初期，原来是二层商业大楼，说书、唱戏、电影、百货应有尽有，后来主要作为民宅使用。当年的广兴里没有中间这座低矮建筑，也没有后来加盖的小屋，空间敞亮，院落宽大，建筑样式整齐，是对里院建筑近乎完美的诠释。
里院面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与德国当局对街区建设规范的妥协。1898年10月11日，总督府颁布《胶澳临时建筑规范》，规定大鲍岛房屋至多两层，沿街立面平行于道路红线，为防火必须使用砌体结构。在新的建筑规范要求下，当地华人便参照德国人房屋的方式，很多大鲍岛早期建筑，在设计中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些中西文化融合的房屋，对华人早期的建筑活动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德国商人阿尔弗莱德·希姆森为大鲍岛民宅建设提供了一种范式。他在总督府建议下，与人合伙成立祥福洋行，建设用以出租和出售的住宅。关于建设构想，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沿着完整方形街坊周围，是临街店铺和楼上的住间，街坊中间留下一个大的内院供交通之用，也可以成为儿童游戏的场所。每套房在内院一侧还用一层高的墙围出一个私人的小院，院子里面是一层高的厕所和厨房。”（《大鲍岛:一个青岛本土社区的成长记录》）希姆森的建筑融入了德式设计元素，又吸纳了中国南方院落的设计风格，使里院建筑颇具美感。
1904年，山东章丘靠经营绸缎洋货生意起家的孟氏家族进入青岛，在胶州路与海泊路购买大片土地，建起两处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群，参考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临街为两层楼房，厢房和背街的正房一至二层不等，背街房屋的底层作为账房、厨房和仓库等辅助用房，店主和伙计的主间设在二层。孟氏院落之外，许多建筑以更加自由的方式分布，沿街为两层房屋，背街则为单层辅助用房，院落除了作为交通与生活空间，也是货物堆场和露天作坊。这种类型成为青岛里院建筑的雏形。
后来，里院以修理、增筑、翻造的方式经过多次更新。其中增筑是主要类型，也就是在原有房屋上进行加盖、利用院落中的空地接建与局部改建增加建筑面积。德占时期大鲍岛街区建筑限高二层，民国时期将建筑限高放宽。许多德占时期建成的房屋墙体厚实，可以额外承载一层房屋的重量，利用旧物加盖，既降低了成本，又节省了时间。就在这样的整修中，里院逐渐成为今天人们看到的这番模样。
如今青岛知名的里院除了高密路56号的广兴里，还包括海泊路42号的介寿里，黄岛路36号至50号的鼎新里、17号的平康五里、82号的和平里，四方路18号的“一线天”，等等。走访这些里院，在历史与现实中，里院文化得以生动地在眼前铺展开来。
商业：广兴里商铺的兴衰流转 广兴里门洞里有两处台阶，正对门洞的台阶向下通往院落，顺着门洞右侧台阶往上走，就来到了这个里院的第二层。狭窄的回廊里，有的人家在门口摆着花架，有的干脆把花盆放在回廊栏杆上，花盆底几乎与栏杆等宽，看着颇有几分惊险。有户人家在回廊栏杆和立柱的交界处搭了一个支架，支架向外伸展，上边摆着几盆植物，颜色苍翠，并未随秋天萧条。种花的想必是个有心之人。从支架对着的门帘望进去，屋里坐着一位老人，正在收拾东西。
老人叫冯春盛，77岁。1967年他和妻子结婚，此后一直生活在这里。妻子三十多年前因病去世，儿女不在身边，老人现在独居，照顾这些花花草草也算是一种乐趣。
冯春盛的妻子在广兴里出生、长大，父母曾在这里开照相馆，叫“明星照相馆”。冯春盛来广兴里的时候，明星照相馆已经败落，只有以前店里的一些器械还摆在家里。所以冯春盛对于明星照相馆的印象，都来自妻子的讲述。
“当年的明星照相馆厉害着呢！”冯春盛的语气里透着自豪。他向两边展开手臂，比画着，“规模很大，这一大片上下两层都是，下层营业，上层居住，光工人就雇着十几个呢”。冯春盛说，那时候青岛照相馆不多，明星照相馆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附近居民，也常有远处的客人慕名而来。
妻子还曾告诉他，像他们家照相馆这样的名店在广兴里可不止一家，以前的广兴里，异常热闹。
冯春盛妻子所言不虚。青岛文史专家、83岁的鲁海老先生对当年的广兴里印象深刻，年幼时他常来这里玩乐。“玩一整天都不会厌倦，博山路上有家天德塘浴池，五层楼高，浴池里有电梯，在当时的青岛极为先进”，在鲁海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带他来洗澡，“小孩子图新鲜，愿意坐电梯，洗澡的地方本在二楼，我非要让父亲带着我先上五楼，再从五楼下来绕到二楼。过去澡堂不仅能洗澡，也有人泡茶，能看报纸，中午饿了就让跑堂的帮着到楼下十乐坊买锅贴来吃”。午饭结束，逛到广兴里，里面分布着很多小商贩，就像现在的即墨路小商品市场。“除了逛店，还可以到小光陆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茶社听曲艺，去说书场听说书。逛累了就在高密路上找家饭店再吃一顿，一天玩得很痛快。”
广兴里老居民徐桂香也说，“吃喝玩乐什么都有，都不用出院”。徐桂香87岁了，眼神明朗，声音洪亮，她在这里出生，生活至今，见证了广兴里大半部历史。徐桂香的父母就是鲁海所说小商贩之一，经营一家小杂货铺，下层开店，上层居住，一家七口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里，艰难度日。
说起广兴里生活的便利，徐桂香几近神采飞扬，“你炒着炒着菜，没油没盐了，出去买也来得及，下个楼就有。孩子上学，幼儿园就在对面，小学走两个街坊就到了”。母亲去世后，徐桂香没接手杂货店的生意，退掉下层店面，夫妻二人带着婆婆、四个孩子，又是一家七口挤在上层的小屋里。她工作的外贸工厂曾经分给她宿舍，面积大些，但是距离工厂太远，又不像广兴里这样生活所需一应俱全，她没舍得离开。
在广兴里的一百多年历史里，像徐桂香家这样的小商铺开开关关，不知换了多少家。鲁海记忆中的小光陆电影院、茶社、说书场也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院里的商铺逐渐挤满了外来居民，一个综合性“商场”，已经演变成了拥挤热闹的居住场所，中午时分，袅袅炊烟升起，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人情：相伴白头的邻里之交 里院就像混居的大杂院，每间房屋面积不大，房屋之间紧挨着，没有空隙，人口密度大，一个里院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熟悉得很，维持着一种传统而温情的邻里关系。
里院的厕所是公用的，没通水之前，水龙池子也是公用的。公用设施往往更能创造社交。鲁海告诉记者，黄岛路与四方路、芝罘路交会处有一块三角地，过去是水龙池子，是街上设的公共水栓，附近店铺、居民都来打水。水龙头有一批，有人为省事，就在这里洗衣、洗菜。水龙池子永远是热闹的，排队的时候，等待水装满桶的时候，洗衣洗菜的时候，大家就伴着水流的哗哗声，三三两两地聊着家长里短。自来水入户以后，这里空了出来，到了春节，摊贩在家过年，这里成为杂耍场，有套圈、打棋谱等娱乐项目，也有拉洋片、唱琴书等文艺演出。后来这些演出也消失了。
沿着黄岛路向上走，鼎新里门洞前坐着一位老人，脚下摆着一小筐芸豆，老人叫王玉贞，75岁，自出生就住在这里。老人是出了名的“好心肠”，平日里照顾孤寡老人、辅导孩子学习，很受附近居民敬重。黄岛路上人来人往，鼎新里的人进进出出，不断有人跟王玉贞打招呼，她也亲切地问候每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了75年，王玉贞就像这个里院的大家长。
比王玉贞小一岁的丁翠娜是王玉贞的发小，就住在门洞上方的这间屋子里。王玉贞经常在门洞前坐着，丁翠娜想起来的时候，就在上方窗口喊“王玉贞，你喝水吗？”王玉贞回喊一声“喝”，丁翠娜就脚步缓慢地下来给她送水。像这样维持了数十年，陪伴彼此慢慢变老的友谊在里院并不罕见。里院里的老住户不多了，留下的老人，彼此之间积淀了浓得化不开的友谊。
中年一代的感情也有自己的形态。他们大多在里院出生，成人之后因事业或婚姻离开。对他们来说，里院是童年，是少年，是乡愁。徐桂香的女儿许英（化名）五十多岁，在广兴里生活了二十几年，直到出嫁，退休之后又回到这里，照顾母亲。说起广兴里，许英最怀念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原先院子中间的这些屋子是没有的，那是我们小孩儿玩的地方”。许英说，院里同龄的孩子很多，一个班上的同学就有八九个，“上学的时候谁在外面一喊，大家就呼啦啦跑出来一起走”。
不上学的日子，院子中央的空地就是他们的乐园。扔沙包、跳房子、滚铁圈这些游戏是少不了的，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他们还有一样特殊的娱乐活动，唱样板戏。“二十几个小孩儿在院子里一起唱，你想想那个场景”，许英说着笑了起来，和母亲一样，她说话声音也很洪亮，笑得也敞亮。
院落里的欢乐时光持续了没几年就结束了，空地上修了一组房屋，起初作为建筑五金厂，后来因为每天叮叮咣咣的生产太过扰民就停工了，房子被隔成一个个小间，分给了职工。说起这件事，许英到现在还感到惋惜，“工厂这么一建，院子不宽敞了，而且把我们的童年都毁了。”他们一起长大，成人后陆续离开，但只要一回到里院，串门是免不了的，若是遇上了就热络地聊个没完，若是遇不上，就问候问候老人，顺便打听打听儿时玩伴的近况。再到下一代，这样的感情就没有了。“他们没在这里生，也没在这里长，来了之后一看条件这么差，都待不住”，许英说。
如今的里院居民大部分都是租户，他们大多是在附近做小生意或打工的人，早出晚归，不怎么打照面，互不叨扰。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了里院的杂居网络，不断的迁入与迁出，维持着里院微妙的平衡。高密度的杂居、高频度的流动，除了生活空间的局促，也造成了里院认同的迷失。对于租户来说，里院只是他们的蜗居之地，对里院的环境、人情无心维护和经营，人情淡漠了许多。老住户已经很少，他们之间的情感维系，是里院残存的温情。
断章：郁达夫与平康五里的风流往事 除了商业的兴衰流转流和日常生活的平淡琐细，里院也有过不寻常的历史。
位于黄岛路17号的平康五里，是青岛里院中少有的四层建筑，正对着门洞的一面影壁，上面贴满了蓝色的电费单子。绕过影壁走进去，院内很宽敞，四周建筑较其他里院高些，回廊立柱皆为红色，使建筑看上去多了几分明艳。很多晾衣绳横穿而过，从建筑的这一角接到那一角，五颜六色的衣服飘在半空中。中午时分，偌大的院里没什么人，只有两个老人支着小桌，对坐着喝茶。
以前的平康五里从来不会这么冷清。这里曾是一家妓院。青岛当时有营业执照的妓院有平康一里至五里及平康东里六家。这里便是其中一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黄岛路曾经是青岛的“红灯区”。1947年的《青岛指南》记录了老青岛娼妓业的情况。书中介绍，娼妓盛时，除本地娼妓，还有俄妓、日妓等。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战争破坏了青岛的农村经济，不幸的妇女不得不以此为业，“图苟全性命”。据鲁海所著《老街故事》记载，黄岛路上一等妓院有天香楼，二等妓院有平康五里，有乐户14家，妓女百余人，三等妓院有乐康里和宝兴里，有乐户34家，妓女近百人。这些妓院须向政府纳税，有的娼妓为了逃税，不入妓院，单独接客。“其实，在妓院里还有‘打茶围’、‘吃花酒’，只有‘春风一度’才涉及性交易，而且只占据30%”，鲁海告诉记者，电视剧上对妓院的描述对观众误导太深。
老青岛高档宴会上有招妓、陪酒的陋习，俗称“叫局”，宴会主人每位为客人找来一名妓女。“叫局”不仅仅是商贾巨富的事，文人墨客也不能免俗。郁达夫离开青岛前一天，众朋友为他举办饯行宴会。《郁达夫日记》里写到，“……与吴炳宸、赵天游诸公饮，居然因猜拳而醉酒。有林素秋北人南相，原也不恶，伊居平康二里……晚上送行者络绎不绝”。
文中所提到的林素秋是当时青岛的名妓，有文化，会写诗。刘墉的后代刘子文曾在《青岛百吟》中写到过她，“不解诗歌不解愁，清辞丽句写风流。关中今日无双术，才貌终推林素秋”。林素秋才貌双全，是郁达夫在青岛的“红颜知己”。《郁达夫日记》描述“北人南相”，意指她容貌清秀，“原本不恶”则暗示了她的命途坎坷。刘子文称，林素秋是济南人，曾在昌邑执教数年，后来到平康里暂住。被问起为何飘零至此，她感慨道：“丈夫不得志，何事不可为？盱衡宇内，孰是纯洁？我行我法，娼则娼尔，以视不娼而娼者何如也？”生计所迫，虽为娼妓，自觉光明磊落。
当然，这所大院里最出名的妓女当属因“三寸金莲”而得名的于小脚（本名叫于春汀），上世纪30年代，于小脚在黄岛路创办了平康五里妓院，并纠结权贵，发展势力，投靠日本人，勾结地痞流氓。新中国成立后，因其逼良为娼、犯下血案，被判死刑，在第一体育场举办了万人公判大会，风头就此湮灭。
夕阳里，照射进里院的光线愈加柔和，老人们收拾马扎逐渐散去，不一会儿饭菜的香味就会再次传来，“大妹子，家里来喝豆腐汤吧！”王玉贞应了一声，信步走进邻居大姐家—— 这一温馨画面在里院中每天都会上演，并非刻意，无人导演，但愿永不谢幕。
文/本报记者 付晓晓 实习生 李晓宇 图/摘自《大鲍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