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上世纪70年代的里院记忆
傍晚时分，隔家挨户的门缝里飘出饭菜香味的同时，伴随着呼喊各自孩子回家的声音也窜向街头巷尾。孩子们从树上、拖拉机上、煤屋子、防空洞等各种犄角旮旯现身于里院或大街之上。这是听话的，如沉溺于自己游戏世界的孩子在父母呼喊三遍后还未及时“幡然悔悟”，家长们会提着苕帚疙瘩从屋里冲出门外，提溜着各自孩子的耳朵拎回去，紧接着会从各自屋里传出鬼哭狼叫般的哀嚎。遇到个倔脾气的孩子，又不肯认错，噼里啪啦的一顿饱揍后在抽噎中把饭吃完，又跟没事似的出现在大街上。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青岛老城里院傍晚部分生活写照。那时候，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宽敞的街道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偶尔遇到路边停着台拖拉机，等司机一走立马成为了孩子们的大玩具，蹿上跳下。有一次正玩儿得开心，不知道谁嚷了一嗓子：“司机来了。”情急之下我从车箱里纵身而下，跟着就两眼一黑，头磕在马路牙子上了。等醒过来的时候一睁眼，看见大人们围在饭桌前吃饭，我躺在床上，我妈瞅了我一眼道：“等你起来我再收拾你。”吓得我赶紧又闭上眼睛，继续装晕。
那个年代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写作业，其余时间全部散养在马路边，男孩子打瓦（一种用石头片子做的游戏），弹玻璃球，捣木头，扇烟牌等等，女孩子跳猴皮筋，踢纱布袋等，各干各的，唯一男女组合项目就是用沙布袋打三圈，利用马路中央的污水井盖为中心点，在等腰三角形的两侧再画俩圈，分成攻守双方，踢来打去，规则有点类似于现代体育项目——垒球。
我最大的爱好是去路边听人说书。海泊路和易州路交界处有一个很大的里院“广兴里”，听老辈讲1949年前就是这个名字。说书人每周不定期地在晚饭后出现在期待许久的人们面前。他大约有六十多岁的样子，细长条的身材两肩略溜，鹤立鸡群地立在人群中央，几十年过去了，他的面目在脑子里一片模糊，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声音，有点像刘兰芳，底气十足稍带沙哑。说书人倚墙而立，听众三面环绕，小孩们个子矮每次都要在大人们呵斥声中扒拉开眼前密密麻麻的大腿才能近身于前。开始之前，说书人总是喝一口茶水，让水在口腔和喉咙间咕噜一会儿后吞下，用很大的声音清清喉咙，这是要开说的信号，人们又往前围拢一点。“上回书说道……”永远的开场白，内容简短地回顾下，紧接着进入正文，和电台说书的不同之处是，说书人讲个十分钟后就会拿起一个搪瓷茶缸，里面有几个硬币，手一摇在小孩头顶叮咚作响，环绕四周，“各位，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说完再看，周围的人散去了大半，有些心理素质的强悍者就生生立在那儿，眼望着夜空，极个别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扔了进去，说书人拱手作揖道谢，其实无非就是些现在几乎不怎么流通的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毛票罕见，一年能碰上个几回吧。再看那些刚才散去的人，并未走远，只是三五一伙的站在不远处佯装聊天，听到开始的声音后又聚拢过来，说书人也不恼怒，平淡地开始下一段故事，时间控制在半个多小时，内容是《岳飞传》。据他人讲，《七侠五义》《三国》《水浒》等说书人都会讲。只是有一点不明白，在那个言论控制极度苛刻的时代，说书人是怎样一个背景立于街头，为人们送上有限的一点精神生活，在语录和口号漫天飞舞的大地上发出了另一种声音。至今，还会时常回味那些时刻。
三十多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旧城改造和这个时代的进程如此般配，希望这些文字能在某个时刻时光倒流。 张亚林
少年风景
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天主教堂的钟声敲响在这老城区的上空。我早早出门，路过芝罘路小学旧址、黄岛路17号大院，顺着大台阶，穿过那四个石头栏杆，左拐走到安徽路东头的车站，坐上228路，去东部上班。
从小不是一个天天在街头跑来跑去的爱动孩子。内向的性格，使自己喜欢呆在家里看书画画。于是每次出门玩耍的时候，便是极大的探险了。尤其是这深深远远、层层叠叠的里院，在八九岁孩子的眼睛里，俨然就是神秘的迷宫。从芝罘路的门洞穿过去，经过李奶奶家堆满着杂物的门口，从狭长的天井向上望过去，便是那晒的印有双喜字的大花被上有着谁家小孩昨晚画的地图，还有谁家晾的内衣内裤组成的万国旗。捉迷藏的游戏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再往前跑到院北头出口的四方路上，门洞左边是裁缝铺里吱吱嘎嘎的蹬缝纫机的声音，右边的临街小屋常年开着门，十四寸的老青岛黑白电视里刀光剑影长啸射雕，外号叫老黑的拉煤师傅天天拉着那地盘车呵嗤呵嗤地经过。这就是旧时叫骏业里现在是四方路16号的三层里院，也是我少年记忆里的风景碎片。孙春刚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张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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