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卧虎藏龙》的续集《卧虎藏龙2：青冥宝剑》将于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春节档与观众见面。继2000年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之后，原著作者王度庐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度庐”是其在青岛写武侠小说时用的笔名，有渡过难关之意。颠沛流离多年，1937年，王度庐来青岛投靠亲友，休养身体，不想日军侵占，为了生存，他执笔为剑，化身李慕白等侠义之士，在黑暗的统治中“剑气珠光”“宝刀飞”，成为“青岛沦陷区苦难人民的精神慰藉”，连载他小说的《青岛新民报》发行量最多时能达数万份，堪称奇迹。本期，我们走进宁波路4号故居，体味他作品中孤独惆怅的意味；采访不同年代的青岛人，还原“满城尽读王度庐”的盛况。
幼时死里逃生落病根 频年饥躯远游尝世味
宁波路4号就在眼前，记者却更加迷茫，门口显然是家废品收购站，堆积的杂物与破旧的建筑平添了冬日的凄凉。要不是门口王度庐故居的牌子，断然不敢相信这里曾诞生过30多部作品。从黑漆漆的门口进入，十二个台阶，十二年的光阴，王度庐把他的创作生涯都留在了青岛。沿阶进入，面前是一栋两层的小楼，虽已陈旧，但错落的建筑样式仍能看出设计者的匠心。只是，路面开裂，杂物凌乱，仍是一派凄凉景象。拐过弯来，一株倚墙而立的冬青为此种心境增添了一抹绿意。再上几个台阶，走过大理石的围挡，小楼的入户门显露出来，“王度庐的故居就在小楼的一楼”，青岛市文物局博物馆处的刘红燕处长告诉记者。
这是记者与这栋小楼的初次见面。78年前的王度庐呢？
1938年1月10日，日军的铁蹄踏上青岛这片海滨之地，打破了王度庐的计划，“把避暑变成了避难，快乐休养变成了忧患战亡，度了半载多得恐怖生活”（1938年6月2日刊载于《青岛新民报》副刊上的散文《海滨忆写》），也改变了王度庐的一生。
搬出李丹荃伯父博平路上的豪宅，王度庐携妻带子，站在了宁波路4号的小院里，不知道当年的院落是否整洁？当年的冬日是否有如今的绿意？王度庐怕是无心欣赏。“他家境清贫，住在宁波路北面的一间小屋里，一床一几，环堵萧然”（王子久：《王度庐和他的小说》）。为生活所迫，他成了“文丐”，靠卖文字为生，自认为“为了混饭吃”而不得已之作，“如同伶人唱堂会”，甚至在离开青岛后讳莫如深，却没有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对于颠沛饥贫的生活，王度庐其实早已习惯。
“频年饥躯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宝剑金钗》中的序言便是他前半生的写照。
1909年是宣统元年，末代皇帝溥仪在北京登基，而在北京“后门里”，下层旗人王家添了一个男孩，生下长女十来年后，才新添一子，王父非常高兴，给儿子起名王葆祥，（后改为葆翔），字宵羽。父亲“在清朝管理宫廷车脚的机关里当小职员”，靠着微薄的收入，六口人（王度庐、父、母、姐姐、未出嫁的姑母、叔祖父）勉强度日。然而，王度庐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故，王度庐的弟弟王葆瑞（字探骊）尚在腹中。人口没少，顶梁柱塌了，无疑雪上加霜。王度庐9岁时，家里再遭变故，“姐弟三人又相继患上传染病。他后来告诉我，当时昏迷了好几天，总算‘命大’，慢慢地又苏醒活过来了”，王度庐的夫人李丹荃回忆说。苦难一波接一波，压垮了王度庐年幼的身体，他从此患上了胃病。身体上的羸弱，使得王度庐找工作屡次碰壁，幸好开明的母亲坚持让他读完旧制高等小学，让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得以靠笔杆子维持生活。干了几天眼镜店学徒，当了三天小军官听差，都因身材瘦小，动作笨拙被打发回家，这些也成为他日后在《古城新月》《落絮飘香》中对下层人民生活况味描写的素材。
颠沛中觅到人生伴侣 赴青岛寻得落脚之地
“我要身体沐浴在青岛凉爽的空气里，优游自适，不愿受世态一般的炎凉无常的气候。我要像王尔德一般地说：‘快活着！快活着！’”（《海滨忆写》）胃病，让王度庐几度颠沛流离寻求生路，也使得他找到了青岛这座适合休养的海滨城市，30多部作品由此诞生，人生如戏，福兮祸兮？
当然,王度庐的写作才能不仅仅靠高小学历，他曾在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等各大图书馆伏案苦读；曾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北京大学旁听“偷师”……“从他后来所写的社会言情小说中所反映出的外国文学知识和文艺理论修养，以及他在侠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可以看出，他在这段自学生涯中确实得益匪浅”，李丹荃如是说。在此期间，他还“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做小学教员和家庭 教师，并且开始向报刊投稿”。1931年，22岁的王度庐在开启了与报纸的缘分，《小小日报》的主编宋心灯慧眼识珠，见王度庐文笔颇佳，聘他当该报编辑，这是王度庐的第一份固定工作：“编副刊，写评论及连载小说；编时事版；看红样、清样……”王度庐一人身兼数职，《烟霭纷纷》《空房怪事》《绣帘垂》等探案小说便创作于此时，“据说他的侦探小说均模仿《福尔摩斯探案集》，主角是‘赛福尔摩斯’鲁克及其助手”，出生于岛城的专栏作家叶克飞告诉记者。“文贵己出”，模仿是起步。这一阶段的作品也帮助了王度庐“《卧虎藏龙》《燕市侠伶》等的情节构思、悬念设置以及推理思维的自觉运用”，《王度庐评传》作者、王度庐的学生徐斯年说。
为了生存，王度庐继续兼职做家教，“我在北京读中学时，在一个同学家里认识了王度庐，那时他正在为我同学的弟弟做家庭教师。记得他曾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另一本是纳兰性德的《纳兰词》”，王度庐和李丹荃的定情信物与众不同，也在两人的心间搭起了感情的桥梁。之后的颠沛流离，王度庐再非孤身一人，从陕西到陕西，从甘肃到河南，他的心间有了情人的陪伴，1935年，李丹荃全家迁居西安，两人在西安完婚。
“长安居，固不易”，王度庐和妻子又回到北京，没想到，“京师居，仍不易”。他们决定另寻去处……
“我有一位伯父，他在青岛生活工作多年，有些积蓄。伯父无子女，伯母病故之后，他孤身一人，生活寂寞，便写信给我，希望我们能去与他一起生活。王度庐不愿寄人篱下，而我却极力主张去，因为我想，或许伯父能帮助我们找份工作。1937年春，我们便去了青岛。”李丹荃说。“去年樱花开的时节，我由北京初次来到青岛，目的第一是看望多年未晤的戚友，其次便是因为我过了多年的写作生活，把身体弄坏，需要觅一个适当的地方休养几个月”，王度庐回忆。两个人的立场不同，但李丹荃的伯父是吸引王度庐离京赴青的关键人物。
李丹荃的这位伯父“20世纪20年代就在青岛开私人报馆，后来虽然赋闲，但仍略有资产”，徐斯年说。凭借这层关系，1937年春，在青岛安顿好后，王度庐又回了一次北京，去“结果我身边的一些文字债务，我觉得这样才能维持我的‘文丐’资格和信用”。这次回京之行，也让王度庐深切感受到青岛的气候适宜，“从清凉的青岛回到炎热的北平，不啻拿肉身做了一次寒暑测验器，更觉那么不调和，那么难堪”。所以在端午节之后，王度庐毅然挤进三等车厢，回到青岛。
遇时局动荡陷入绝境 遂执笔为剑一鸣惊人
不同于宁波路上的安静，博平路上显得更为热闹，因为紧邻古色古香的即墨路小商品市场，来往行人较多。博平路西头的道路是聊城路，曾是著名的日本商业街，日本两次侵占青岛，都把聊城路当做市中心，入夜时分，霓虹闪烁，是老青岛人对这条路最深切的记忆。李丹荃的伯父生活优裕，在博平路上有处私宅，王度庐一家迁居于此。热闹的街巷，带给王度庐的是平静生活。
“我们初到青岛时常去海边玩。有时他还用我伯父的钓竿去钓鱼，偶尔也能钓上几条小鱼，但有时却一坐半天，一无所获。有一次又没钓到鱼，他就在市场上买了点小鱼提了回来，我伯父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因为他买来的那种小鱼是不到浅海的，所以也不会上钩”，李丹荃口中的王度庐形象可爱，一如当年天津有名的相声《钓鱼》，带着糖饼去钓鱼，结果一无所获，买了二斤鱼充数最终露了陷。
如果不是日军的入侵，王度庐极有可能在青岛找份稳定的工作度过一生，根据他后来在沈阳教学的古文水平来判断，说不准他会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家：“王度庐的古文教学，当时在实验中学号称一绝，中学课本所选的文言文，他都能背下来，因而许多人称他为活字典”。只是历史没有如果，平静的生活已被“时局的变化”打乱。“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青岛的日本侨民开始撤离。“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聊城路一带很近，四周的邻人都已逃走，房子全空了，夜里常能看到远处有些地方起火，也有流氓趁乱抢劫”，那段胆战心惊的日子，是李丹荃与王度庐的生活回忆，也是整个青岛百姓的生活写照。1938年初，日军还是占领了青岛，寒冬瑟瑟，日军强行霸占了博平路上伯父的房子，“伯父家产全部损失，连桌椅都被日军当柴烧掉了。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几本心爱的书已全都化作劫灰。以后，伯父又在宁波路租了房子，我们仍在一起生活”。“生活”二字笔画不多，此时，却是横亘在王度庐全家人面前的一条鸿沟，如此境遇之下，他们何以为继？
天无绝人之路，不管你是否情愿。1938年5月30日至31日，《青岛新民报》的《新生》副刊上，连续登出了这样的预告：
本报自六月一日起扩大篇幅（改为两大张）……兹已征得名小说家王度庐先生之精心杰作长篇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该说部立意深远，情节玄妙，穿插紧凑，趣味浓厚。特此预告，敬希读者诸君注意是幸！
“名小说家”的头衔是对王度庐的推崇，在徐斯年看来不过是客气话。因为，在王度庐苦于生计之时，竟在路上遇到了北京的故人，他恰巧在《青岛新民报》当编辑，便约王度庐写武侠小说。“我问他：‘你能写吗？’因为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从未见过他拿刀弄棍。可是他说能写，并临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度庐’。我曾问过他‘度’是什么意思，他说‘度’就是‘渡’，希望能够靠此，混一混，‘度’过这段艰辛的日子”，李丹荃还原了王度庐开启武侠小说生涯的初衷和无奈。既然，王度庐以前没有涉猎过武侠，他的编辑旧友为何“斗胆”提出这样的要求？青岛文史学者王铎先生向记者分析了三个层面的原因，“第一，青岛是个开放的城市，人的思维和社会环境都适合武侠小说；第二，青岛也是中国的武林之乡，从明清时期，尚武精神在青岛就很流行，卫、所在青岛的建立就是很好的例证；第三、王度庐的武侠作品经常有反抗精神，有正义感，而当时青岛正在受日本帝国主人的压迫，别的又不敢说，只能通过武侠的形式，抒发一些民族气节”。王铎的分析怕是切中了当时编辑的心理，同时也解释了王度庐一炮而红的主要原因。
这股新鲜的气息吸引了青岛读者的眼球，他们开始注意这位文坛新人—— 王度庐。接下来，王度庐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等五部作品，因这五部作品既上下承接、又相对独立，所以被后来的学者称为“鹤—铁五部曲”，此外还有《紫电青霜》、《金刀玉佩记》等。“满城尽读王度庐”是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最真切的印象。“‘订报只为看王度庐’，《青岛新民报》的发行区域，也因为王度庐的连载，扩展至诸多省区，这在当时的报业而言，堪称奇迹”，叶克飞说。
王度庐甚至“一心二用”、“两面开弓””当《宝剑金钗记》的连载尚未结束时，该报便开始同时连载另一部社会言情小说《落絮飘香》，署名是“霄羽”，左手武侠，右手言情，“连续五年余”，“他写东西很快，并不十分推敲字句，常常是振笔疾书，数页下来一气呵成，不留底稿，不看二遍，写累了，便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抽支烟。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用的稿纸就是自己裁成的16开白纸，他用一支蘸水钢笔蘸着墨汁竖写，写成一段后，看看差不多够连载几天的，就卷成一卷交差。现在想来，他如此一部接一部地写，使写出的故事生动感人，而且前后连贯，决无矛盾，实在不容易”，李丹荃说。
大红大紫却穷愁潦倒 离青封笔拒重提旧事
王度庐故居里现在居住的多是租户，“只有一家是前两年买的房子”，租住在此的一位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不知道，当年，王度庐也曾是一位租户，直到1949年初秋，他打点简单的行囊，告别了妻子和三个孩子（长子王膺，1974年病逝，女王芹，幼子王宏），只身前往大连，与正在大连工作的弟弟团聚，第二年，李丹荃带着两个孩子也离开青岛，留下幼子让在青的妹妹帮忙照顾，直到1954年才全家团圆。
在青岛，王度庐的生活曾经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大红大紫，“有的同学就到我家里来向他打听故事的结局。还有个女学生很同情《落絮飘香》中的女主角范菊英的不幸遭遇，就来找他‘说情’，求他不要把菊英的下场写得太惨了”李丹荃回忆，“他一面应付说：‘好好……’一面劝告学生：‘好好读书，不要多看小说’”。以青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海上虹霞》，几次写到男女主人公在海滨公园（今鲁迅公园）的海滩礁石上约会，所以有些青年男女也就把此地变成了见面的地方，还一度让女孩子跑到四方路一带，去寻找书中男主人公高林摆的那个“袜摊儿”；另一方面，他的生活却一度非常拮据。在小说《紫凤镖》中，王度庐曾生动地写了一段柳梦龙写春联的细节：运用大笔写着：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待了一会儿，柳梦龙就写完了这许多张的春联。因为墨迹没有干，所以春联都平铺在地下，屋里几乎没有站脚的地方了。这曾经是王度庐的真实生活写照。
说到这里还得说一说王度庐在青岛交的几个朋友。虽然王度庐“厌烦应酬”“为了不得罪人，一听见叩门声，便急忙卧床，以示病重”，但他比较喜欢好友潘颖舒，“只有和潘先生在一起，王度庐才肯毫无顾忌地说话。在有些言情小说里，故事情节也是取自潘先生的谈话资料”，鲁海先生说，潘颖舒是河北人，抗战时期来到青岛，曾任市立女中（今青岛二中）的国文老师，“在王度庐困难的时候，正好女中有老师休产假，他便介绍王度庐去学校代课，教授国文和历史、地理等课程”。还有一人是《青岛新民报》的编辑张喟兹，王度庐的小说都是张喟兹编辑的，后来他到《民民民》《反映》杂志当编辑，也请王度庐写小说，“抗战胜利后，张喟兹又到《青岛公报》编副刊，还请王度庐执笔”，鲁海先生告诉记者。另外，由于王度庐体弱多病，“常去安徽路30号找齐定钧大夫去看病，两人也成了朋友，他不收诊费，用的贵重药品也白送，原因是齐大夫喜欢看他的小说”。春联事件的主角是画家刘镜海，鲁海说，“王度庐小说的配图就出自刘镜海的手笔，他曾开过‘镜海美术社’”。刘镜海和王度庐感情甚笃，但生活也不富裕，李丹荃回忆：“大概是在1946年的年初，天寒岁暮，刘先生来和我们商量：‘快到年关了，我们合伙卖一次春联’，商量好由我们负责写，刘先生负责到街上去卖”，“好些天，我们家里的地上都满晾着浓墨红纸，到了该卖的时候了，不料刘先生却病了，他咳嗽吐血，起不来了”。无奈，王度庐夫妇只能“厚着脸皮”到四方路上摆地摊。这段经历柳梦龙写春联的经历里有，高林在四方路的“袜摊儿”何尝不是？
畅销小说作家，换作现在早就功成名就了，为何还沦落到街头卖春联，甚至还到赛马场卖马票？上世纪80年代，李丹荃曾来到青岛入住鱼山路，鲁海先生与其见过面，后来还通过信。谈及当年的生活状况，“她告诉我，当时是日占时期，市场混乱，有些书店盗印状况严重，王度庐根本拿不到多少稿费”。1943年，重庆还出过一位假王度庐，自称“重庆大学教授王度庐先生”，四处说书，讲的都是王度庐书中的故事。
1949年，离开青岛后，王度庐前往大连，1953年赴沈阳，执起教鞭，并曾任沈阳市人民代表，皇姑区政协委员，此后28年间，他彻底封笔。有学生发现了他的旧作，向他询问，他都避开不谈。1977年2月12日，王度庐静静离开人世，没有隆重的葬礼，没有世俗的仪式。
青岛解放后一段时间里，王度庐的小说甚至成为禁书，直到古龙坦言，“到生命中的某个阶段，他最喜欢的武侠小说作家是王度庐”，直到电影《卧虎藏龙》将王度庐的名字再次拉回观众的视野，光芒再现。王度庐曾经对王子久说：“咱们的命太苦了，为什么干了耍笔杆子这一行呢！穷愁潦倒，太不幸了！”他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看似很平静，却写出了不少热闹的故事；他平时话很少，却也塑造出了不少伶牙俐齿的人物。面容清瘦，一身蓝布长衫，在思绪中却仗剑天涯，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直入灵魂深处，是武侠小说之典范。
青岛人眼中的王度庐
“满城尽读王度庐”
讲述人：鲁海
简介：生于1932年，青岛文史专家，原青岛市图书馆馆长，曾与王度庐的夫人李丹荃面谈并通信。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每天回去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母亲和邻居家的于大娘念《卧虎藏龙》，我母亲和于大娘都是文盲，他们每天就等着我给她们念了听。那时候就一份报纸，叫《青岛新民报》，上边有王度庐《卧虎藏龙》的连载。大家看报都是为了看王度庐，要是没有他，可能那个报纸都没人愿意看”，鲁海动情地回忆道，“我现在还记得李慕白、俞秀莲，性格都塑造得非常突出，比较通俗化，我每天放学就念，也就1000多字，还配有插图。当时我们还议论，李慕白怎么这么傻，就是不和俞秀莲在一起。以后我就再没看，那时候也就十来岁，现在都过去七十多年了，有些细节却还记得”。
在鲁海先生看来，王度庐的作品和普通武侠不大一样，“他主要写人物，写情节，不太写打斗”。上世纪80年代，鲁海还与李丹荃有一面之缘，“他女儿好像当时住在鱼山路，就在当时的图书馆附近（今青岛市美术馆），我问她王度庐出了那么多书怎么生活还那么困难，她说，日本侵占时期，交通不便，外地有些书店盗印严重，所以春节期间，王度庐出去写春联卖点钱。因为王度庐也有一些读者，所以求他写春联的人也不少，卖得稍微贵一些，换点儿钱。他出了三十多本小说，光稿费也该很多，像金庸、古龙，但他家确实很穷”。
“听书说书口口相传”
讲述人：王铎
简介：出生于1958年，青岛文史学者，著有《青岛掌故》等。
王铎就是在王度庐的小说影响下度过童年的。他告诉记者，在他五六岁的时候，青岛很多人都喜欢王度庐的小说，就连反感打打杀杀的女人也喜欢，“王度庐主要写武侠，但他也写言情，写爱情”。王铎回忆，那个年代，王度庐在青岛人眼中就像罗贯中、施耐庵这些名人一样。“我一直都觉得王度庐是位古人，当时周边的人没有人知道王度庐曾生活在青岛。但他的地位很稳固，像我们崇拜的马克思、鲁迅一样，他们的话不一定对，但很有分量。我小时候，王度庐就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王铎说，大家流传的是王度庐笔下的故事，不是他本人的故事，“一些老人，闲着没事的时候，就会讲一讲王度庐的小说，像《卧虎藏龙》《宝剑金钗》等。当时讲故事的人里，有很多添枝加叶的。比如王度庐写了8句，讲故事的人可能要讲80句。”
在王铎的记忆里，他经常跑去听书，“我一般去第三公园，西大山，二十四中旁边有一个三角地，那些都是老人聚集的地方。一般是下午三点以后，讲到五点左右，晚上七点钟开始讲，讲到八点半到九点，也就讲一两个小时，听完我就回去给我的小伙伴讲。我们也是好几十人，我讲故事算是比较有能力的，说到动情处，场下人流泪、惊恐、开怀大笑都是常有的事儿。老青岛人都生活在王度庐的故事中”。王度庐的小说，就以这样的方式，口口相传着。
记者 张文艳 实习生 孙晓阳 李晓宇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