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记忆
鲁海：83岁，青岛文史专家
刘振华：89岁，中华书局青岛分局经理刘锡九之女
1938 “那是青岛最黑暗的春节”
1938年的春节，战火烽烟四起，不复喜庆，甚至无法平静。今年83岁的鲁海对那年的春节记忆犹新。1938年1月10日，日本登陆青岛。日本人飞扬跋扈，路过的行人须向他们行礼，大家都绕着他们走。在鲁海的记忆里，那是青岛最黑暗的春节。
此时，鲁海一家搬到了中山路1号国际俱乐部。1938年1月30日是除夕，31日是大年初一，大家都没有过年的心情。往年春节的天后宫庙会热闹得很，十之八九的老百姓都会去参加，而这一年，天后宫异常冷清，百姓们都待在家里过年，一方面是不敢去，毕竟外面兵荒马乱，因而人心惶惶，一方面是不愿去，免得见了日本人还得点头哈腰。日本占领青岛之前，沈鸿烈实行焦土抗战，炸毁了日本九大纱厂，日本侨民都撤走了，中国人也走了很多，正月初一到十五，街上很多店面没有开张，这个“年”，过得冷冷清清。
今年89岁的刘振华对1938年春节也有深刻印象。在她的记忆里，以往过年就是“玩儿”。“那时候还是小孩子，过年就是穿新衣服，拿压岁钱，去天后宫赶赶庙会，那里有烧香的、撞钟的、捏面人的，很热闹”。刘振华说，刘家算是个“半新半旧”的家族，别人家“请祖宗”、烧香、挂家谱，他们家把这些形式都省略了。但有一项活动，刘家不仅没有省略，反而大张旗鼓，那就是拜年。刘振华的父亲刘锡九在青经营中华书局多年，人脉广博。过年是个联络感情的好机会，每到这时，刘锡九就租一辆车，带着他们全家人去给亲人和朋友家拜年。
但是，刘振华一家的拜年活动到1938年就不再像从前一般声势浩大了，亲人、朋友还是要去探望、问候的，只是低调了许多，出去后很快便回来，因为外面起了战事。战争使人们过年的活动也简化了，刘振华会和同学相约着去看电影，每次出去，父母都会叮嘱她早些回来。战争结束了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当时的刘振华写了一篇文章，她至今记得很清楚，大意是说，抗战时期，我们在沦陷区的学生根本没有快乐。这是刘振华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段存钦：96岁，曾任崂山抗日游击队李先良秘书
1945 “抗战胜利比过年还高兴”
抗日战争时期里，段存钦几乎没有过过年。段存钦今年已经96岁高龄了，曾在崂山抗日游击队里担任李先良秘书。在他的回忆里，“部队里是不过年的，没有庆祝活动，没有补贴和奖励，也不改善生活，还是喝白水、吃地瓜干”。春节将近之时，连队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大会，“主要是讲纪律，部队里随时处于备战状态，对纪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除了讲纪律，再就是鼓舞士气，段存钦说，虽然春节本应是与家人团聚的节日，但特殊时期，保家卫国任务在身的战士们对艰苦的条件都没有怨言，“首长一直激励大家，一定要坚持把敌人赶走”。这是支撑他们艰苦作战的信念。
经历了长久的黑暗和困顿之后，1945年，青岛人民焦急等待的光明时刻终于到来。大年初一，放了一天假，但是段存钦还是在部队里，没有回家。这些年的春节，家人的团聚他几乎全部缺席，思家心切，也心怀歉意。无奈白天工作脱不开身，到了晚上段存钦才搭着别人的顺风车，回家看望了自己的母亲。
日军被打败，进了腊月门，百姓们再不也用担心有附近据点的日军前来扫荡，满心欢喜地以为终于能过一年像样的春节了。但是，黎明破晓之前，仍有顽固的黑暗势力在作怪。虽然青岛的日伪政府还在大肆鼓吹“日中亲善”，为春节粉饰出太平和喜庆的假象，但是飞涨的物价再次将百姓陷入水火之中。档案数据显示，1945年春，青岛物价暴涨至1937年7月之前的四倍，营业税按照1944年的八倍征收。钞票仿佛成了纸片，当时青岛的物资本来就比较匮乏，日本人还把大批物资向本国转运，这对青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段存钦回忆，别说购置年货了，能保证买到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就算不错了，“当时人们只能勉强地维持生活”。
1944年间，青岛市民多次被迫向日军缴纳“献金”，在动荡时期，个体命运难以自我掌控。1945年春节期间，青岛发生了一次轰动全国的血案。正月初四那天，伪华北劳工协会第一训练所内，280多名劳工发起暴动逃跑，日伪军警开枪镇压，造成24人死亡的惨剧。这给当时的青岛市民带来了极大的悲愤。人们只是希望能在战火中偷得片刻安宁，但日本人残酷地击碎了青岛百姓这仅有的一点期盼。
半年后，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段存钦看来，“抗战胜利比过年还高兴”。
聂希文：90岁，曾任中共地下工作者
1949 一份特殊的“年货”
今年90岁的聂希文曾在青从事中共地下工作长达十年，直到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才公开身份。他位于遵化路22号的住宅，前身是四方一带有名的子俸药房，也是他抗日活动的秘密据点。聂希文利用父亲开办的这家药房，收集情报，掩护同志，资助革命事业，奋战在抗日的隐秘战线上。1949年的春年，别人在热热闹闹地忙年，聂希文也在“忙年”，只是他的“忙碌”悄无声息，不敢声张，因为他在置办一份特殊的“年货”。
那时，分送贺年片不仅是学生们的爱好，各商家为联络感情，也在除夕夜互送贺卡。用一个纸盒子，糊上红纸，写上“恭贺春节”几个大字，挂在贴有春联的大门上，供接收贺年片之用。街市商铺如此一布置，年味浓浓。聂希文选购了一些贺年片，运用在解放区学来的印刷工艺，用家里药房用来印制药品包装纸的油印机，在上面印上了宣传中共对敌区政策等内容的简明文字，“都是偷着印的，用布把窗户遮起来，把灯泡也包起来，时间长了，灯泡都把布烧着了”，聂希文的儿子聂新建说，常年做地下工作，为不使敌人辨认出笔迹，聂希文须变换字体，印这些“贺年卡”，他改用一种长方形的字体刻版，至今他写的汉字仍被人说是“豆芽体”。除夕夜，在鞭炮声中，聂希文带着印好的“贺年片”来到四方的商业中心海云街，把贺年片投进各商家大门上挂起的“红箱”内。他还与战友胡升堂、陈维风同志，把贺年片和劝降信之类的宣传品装上信封，贴好邮票，投进不同街区的邮筒里，寄往国民党一些要员家里，让他们知道，“末日不远”。
大年初一，聂希文作为子俸药房的少掌柜，穿上新衣，去各商家以拜年为由查看反映。先到药店对门的聚昌绸布店，他们用手指打着“八路”的暗语，悄声说，“八路快来了，贺年片都送到家门上了，你们没收到吗？”聂希文亲眼见到工作的效果，内心充满喜悦。
在聂希文从事地下工作的十年中，提心吊胆的体验对他的家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聂希文的儿子聂新建说，地下工作者不是离开家庭到战场上去，有时反而需要家庭作为掩护，“一旦被发现，必然会牵连到家人，甚至会株连九族”。因此，聂希文随时都处于警戒状态，睡前会把衣服和鞋子整整齐齐地放好，以备有突发情况之时可以摸着黑立即穿好、出走，家里也早就设计好了出走的秘密路线。聂新建听父亲说，当年为了分发这些卡片，半夜了，他才回到家中，家人看到他平安回家，心头的石头落地，这才开始坐下来吃过年的饺子。
辛忠香：70岁，青岛本地居民
1964 一瓶白酒的奢侈
在辛忠香过往的人生里，前半段的“年”是和饥饿相伴的。辛忠香1945年出生于湛山村，父亲是工人，母亲没工作，家里有六个孩子，吃穿用度捉襟见肘。“那时候过年根本就没什么吃的，能吃个饺子就算不错了”，辛忠香说。除了饺子，留在辛忠香记忆里的还有吃不到的橘子味道。父亲买回来几个橘子，作祭祀之用，她和弟弟妹妹们每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放在桌台儿上的橘子，闻着酸甜的气味流口水，不管馋虫再怎么发作，也不能偷吃。
除了没好东西吃，过年也常常面临没有好衣服穿的窘境。新衣服不敢奢望，入冬之初做的棉袄棉裤就是过年的服装了。辛忠香说，棉袄棉裤平时穿的衣服都必须用别的旧衣服在外面罩着，过年的时候才直接穿在外面，当作新衣服，“父母不让直接穿在外面，怕穿脏了穿旧了，过年穿旧不好看了”。这样的困顿，使辛忠香在外出之时，心里是露怯的，“上学以后，别人都成群结队地去老师家里拜年，我都不好意思去”。
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辛忠香，深知粮食的珍贵，饥寒交迫之时，一个白面馒头就是上等食品。上中专的时候，从食堂买到的白面馒头，她都不舍得吃，总是留着带回家给父母。后来上山下乡，难得有一次，在食堂领了两个白面馒头，“不怕你笑话，我没出食堂门就吃完了”。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年”在辛忠香的记忆里总是和食物挂钩的，温饱即是满足。
1964年春节，辛忠香已经工作了，手里已经有了一点儿余钱，托自己在小卖部的朋友给父亲买了一瓶景芝白干。过年的时候，有同事来家里拜年、做客，父亲拿出酒来，邀请他们“喝两口儿”。“大家都挺意外的，因为当时这个酒不好买，父亲就说，我女儿买的，听上去很自豪”。辛忠香觉得，从吃不饱饭的年代里走过来，过了那么多贫寒的春节，能在过年的时候喝上一瓶景芝白干，也算是奢侈的事。
“现在过年，根本就不用担心吃的穿的了，我和老伴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现在的生活，天天都是过年”。从“穷年”到“富年”，辛忠香身上浓缩着众多平民百姓的生活印记。走过物资匮乏的年代，走过自然灾害的时期，日子在一天天得变好，过年也就成为越来越喜庆的事。本版文/实习生 李晓宇 孙晓阳 记者 付晓晓 张文艳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