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12年“跳槽”8次，从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到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教育总长，再到胶澳商埠督办(即青岛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在政界有如此成绩 ，确非一般人物。更关键的是，虽然他在每一个岗位任期不长 ，留下的政绩却非常多，因此人称能吏。按今天的话说，属于“干实事”的官员。此人名叫高恩洪。本期《发现青岛》，就让我们一起聊聊高恩洪。
做了两件让人称道的事情
还是先认识一下本文的主人公。高恩洪，字定庵，亦作定安，1875年出生在山东蓬莱上口高家村。先后就读于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津普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1922年5月，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后兼任教育总长，1924年4月就任胶澳商埠督办。
从这份简历看，高恩洪的从业经历确实异常丰富，而从历史影响看，他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从1922年任交通总长开始的，并且一炮而红。因为他上任之初就做了两件事：废止各铁路货捐和取消各报馆的津贴，尤其是后面这件事，引来掌声一片。
杨潜在《宦海飘萍：民国总长高恩洪》一文中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又郑重其事地将此事记入日记。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记有：“高氏是一个很肯做事的人，此次任劳任怨，大刀阔斧地干去，很有可佩服的地方。他这一次裁去北京报馆的津贴，每月十二万五千元——可以办两个北京大学了！故各报攻击他甚力。今天阁议通过废除铁路的货捐，也是一件很难得的快事。但此人似无学问。”这段日记写于夜宴之后，最后一句也写得饶有趣味。
高恩洪所办的两件事，可以说是去除了积弊已久的两大痼疾。取消报馆津贴，以保证言论的自由与公信力，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胡适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各铁路货捐所造成的与商民争利，更为国人所诟病。高恩洪能在政府财政困窘情况下，提议废止能带来可观收入的陋规，让利于民众，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高恩洪通过此举赢得了较好的口碑。或许有人问，各铁路货捐和各报馆的津贴存在由来已久，为何高恩洪就敢取消呢?除了他强悍直率的性格，还有一点，他还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好朋友。有靠山好办事，不用多说大家自然明白这层含义了。
他这样跟李大钊合作
其实，高恩洪还是有一定口碑和影响力的。比如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个人回忆录中曾记载李大钊亲口对他讲的一番话：“高定庵(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个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京大学找几个有为青年给他帮忙。”可见在中共建党领袖李大钊眼里，高恩洪是可以合作的对象，而且两人也确实合作了。
据杜浙泉在《我所知的高恩洪》中说，在高恩洪的支持下，李大钊将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31年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人安排进了京绥(即今京包)、京奉、京汉、津浦、正太各路。这些人，表面上是高恩洪在每条铁路线上设的密查员，专门调查交通系分子的积弊，实际上却是我党搞职工运动的特派员。临行前，李大钊曾经叮嘱：“你们要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在各路上扎下根基，不要向反动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对交通部所给的任务，也要选择各地为工人最痛恨的交通系分子，调查其劣迹，报告上去。”
看到这，大家是不是有点晕?高恩洪是民国总长、军阀吴佩孚的人，怎么能让共产党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呢?这事，自然是各有所需了。
杜浙泉是这样解释的：1922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铁路线都有了搞职工运动的同志，为了给他们以工作上的方便，负责北方党组织的李大钊充分利用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同年5月初，直奉战争结束，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蓬莱籍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中央政权，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但其长期把持中国铁路，势力根深蒂固；吴佩孚掌控了几条铁路，便有意除掉交通系。
在此背景下，李大钊抓住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通过他多年的同学，即当时在吴手下做政务处长的白坚武，建议直系交通部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线上设一名密查员，专门调查交通系分子的积弊。高恩洪正为此而深感头疼，便欣然同意。很快，有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便发生了：京绥铁路工人发起爱国护路斗争。
“亡路合同”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
作为中国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绥铁路不仅是当时全国的交通之重，也是全国最赚钱的铁路之一。但从它出现，英俄美日奥等都对它虎视眈眈，想尽办法想要控制这条铁路。王治良在《京绥铁路工人的一次爱国护路斗争》一文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1918年12和1921年4月，日本以每年9厘的高额利息，借给中国600万日元。美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这项利益，便收买了京绥铁路局局长陈世华。1921年4月20日，陈世华以京绥铁路代表名义同美国车辆公司代表签订了用1245000美元购买该公司300辆棚车的购车合同。当时商定先付274200美元，其余分5年10次还清，年息8厘，每次还10万美元。这是一笔居心叵测的交易。据当时统计，京绥铁路经过7次短期借款，已经欠债3000多万元，而1921年京绥铁路全年结余399649元，怎么能偿还得起这笔巨款呢?
1922年5月1日，美国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展期合同”，将8厘利息改为1分2厘 ，而且规定美国有权举荐有经验的会计员监督车辆的使用和运费收入……通过这种手段一步步夺取京绥铁路的管理权。
得知京绥铁路主权被出卖的消息后，铁路工人震惊了。这时，先前被李大钊送入铁路内部的几名共产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为维护政治和经济权益，他们专门成立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同人会”，何孟雄担任秘书，同时在其他铁路线设立了分会。“亡路合同”事件一出，在“同人会”的领导下，一场反对北洋军阀出卖京绥铁路主权的护路斗争打响了，300多人组成的护国救路团四处散发“打倒卖国贼”、“取消亡路合同”、“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传单，揭露当局出卖京绥铁路主权的行径。他们还打着“急起救路”的白旗，到北洋政府众议院请愿，要求取消亡路合同，严惩交通总长高恩洪。并要求，取消“亡路合同”前，全体工人脱离该路所辖，不承认任何工作指令。
军阀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好被迫撤回已经签订的合同，并惩办了向美国订购车辆的京绥铁路局局长陈世华。
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亡路合同”取消了，京绥铁路保住了！在这次事件中，交通总长高恩洪成了卖国贼。但他受到何种惩处，却不得而知。
“好人政府”让他下台
以路抵债的“亡路合同”没动得了高恩洪，直系军阀的内部争斗却让他成为牺牲品。在这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短暂的政府：好人政府。
五四运动后，文化界不少名人一度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组建一个“好政府”上面。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10余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好人政府”得到了吴佩孚的大力支持，成为幕后操控者。于是，在9月19日，便有了王宠惠为首的内阁亮相，阁员有罗文干(财政总长)等。
这可让吴佩孚的竞争对手曹锟不能容忍。于是，1922年11月份发生了“罗文干案”。曹锟通电全国，称：“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原本支持罗文干的吴佩孚，唯恐造成直系分裂，只好退让。于是，仅存在两个多月的“好人政府”倒台了。在这场政争中，作为罗文干的坚定支持者，高恩洪也受到牵连，于1923年1月初离任。
安静了一年之久，1924年的一天他忽然得到通知，让他去担任胶澳商埠督办。胶澳商埠直属北京政府，督办之职，形如一方疆吏。高恩洪能得到这个众人青睐的要职，不用多说，自然是他的好朋友吴佩孚的功劳。而为了让高恩洪能去青岛，吴佩孚给了曹锟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
当时，吴佩孚向已当上大总统的曹锟推荐高恩洪。经过“好人政府”一事，高恩洪可是被曹锟列入“黑名单”的。他当时悻悻地说：“你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吴佩孚随即说：“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如总统之信任我。”于是曹锟无话可说，只好发布任命书。就这样，1924年4月，高恩洪出任胶澳商埠督办，再登仕途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