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涤明
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不少落马官员背后牵扯出一批企业家，“近段时间，很多党政干部不敢接触企业家，很多企业家也不敢去找党政干部，党政干部和企业家之间隔着一扇‘玻璃门’，看得见却不敢进、也不敢接触。”天天和企业打交道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看到了这种“微妙”的现象。（3月7日《中国青年报》）
高压反腐，反的是腐败，而不是正常的官商接触；因为正在高压反腐，很多官员就不敢接触企业家，这种“不敢为”很不正常，你若无心腐败，没想索贿，也没想吃拿卡要，有什么不敢接触的？“太近了可能有人说三道四”，这种说法并不实在。常言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官员既不做亏心事，也就不应该怕被“说三道四”；不曾腐败，任何的“说三道四”都不可能让谁成为腐败分子，真有腐败问题，才会怕人说。
官员不敢为，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某些官员失去了“为”的动力—— 不愿为，而未必是不敢为；一个是行政权力的责任义务的自由度过于宽泛，很多时候可以是想“为”就“为”，不想“为”就不“为”，这是监督无力的结果。
以避嫌为由“不敢接触”企业家，要么是自身确有嫌疑，要么是因为不敢要好处，所以没有积极性。用老百姓的话说，所谓的“不敢为”，其实就是“不给好处不办事”，这个问题上，要警惕某些人以消极怠工对反腐软抵触，对不作为、慢作为的情况要严厉问责。而要彻底解决这种问题，必须在重构权力监督机制上作出努力：如果官员“为不为”，必须照规矩办事，而不是完全由着官员们的主观意志；如果审批程序完全公开透明，不给行政权力留下太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监督投诉渠道畅通有效，监管力不只是来自一个方向，不作为、慢作为被投诉会面临严重后果，就很难出现官员“不敢为”，而应该是“不敢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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