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建
“只报道不扶贫”,随着火爆全国的视频引发关注,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常熟童工”视频的拍摄者老韩告诉媒体,这些孩子外出打工,并非因为家里贫困上不起学,而是觉得读书无用,“出来打工既能赚钱,又可以被村里的同龄人‘羡慕’,尽管很累,但出来也不想回去了”。(11月24日北京电视台) 法治社会,如果我们还要偏执于非法童工该不该解救的伪问题,这就像不肯拆裹脚布。底线之下,哪有什么次坏选择?悖谬的论调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读书无用论”。这些孩子,原来并非我们所理解的没钱上学；而是有钱也不想上,因为他们“觉得读书无用”。有了这样的“原来”,包工头的罪恶感似乎减了几分,中介掮客的“坏人光环”似乎黯然失色……这些没日没夜在缝纫机前的孩子,反倒有了几分“自作孽”的错觉。
不过,这样的逻辑推演,果真就没有问题吗?第一,童工的意思,是说这些孩子还是未成年,心智尚未成熟、判断未尽准确,他们说“读书无用”,不过是童言无忌罢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怎么能拿孩子的见识去锱铢必较?
第二,读书有没有用,这不是童工能说了算的。没读过书的孩子,没进过高校的孩子,没有经历过以知识兑换命运逆袭困局的孩子,有什么资格或本事论断“读书无用”呢?读的什么书、以什么姿势读书,结果当然是不同的。童工对读书的认知,大概来自于父母、来自于周遭环境,他们认为读书无用,恰恰说明根植于当地的代际固化的土壤,是多么的冷峻和板结,而他们所见识的读书改变命运的样板,又是多么的寥落和稀缺。有人撰文驳斥解救行动,认为《常熟童工:在生存面前,青春就是个屁》。但类似论调恰恰忘了,这些童工如果当真坚信“读书无用”,他们、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除了流水线上的人民币,还有更远的远方可以观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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