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昌本：1935年出生，山东青岛人，1951年参加解放军，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华北军区教员、机要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讲师，新华社记者，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北京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北京电视台台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局局长，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集邮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如今，陈老长期居住在北京。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第二次践踏青岛这座碧海蓝天的美丽城市。在位于岛城北大门的楼山后，有一座日本人在占领青岛后开办的炼钢厂，被当地百姓称之为“日钢”。当时，家住城阳区丹山村的一些村民吃不上饭，就到那里去打“卯子工”以养家糊口。今年80岁的陈昌本向记者回忆说，最开始去的都是成年人，后来迫于生计，许多未成年的孩子也加入到“卯子工”的行列，他就是其中之一。
9岁就到日钢厂做童工 “1944年，我的家境每况愈下，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由于饥寒交迫，年仅9岁的我被迫辍学，跟着村里几个年龄比我稍大一点的小伙伴，每天披星戴月往返大约十里地到“日钢”做童工。”陈昌本回忆说，71年弹指一挥间，可那短短一年的时光却在他一生之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据陈昌本介绍，那里的招工条件是随着劳动力的多少而变更的。“我报名那几天正赶上村里的农忙季节，前来投工的劳力有些供不应求，所以尽管我身高达不到劳工的标准尺度，日本工头却没有过多挑剔，只是骂了一句脏话接着就示意我快点进厂。”
陈老回忆说，当时他被监工分拨到了粉煤机上抬煤筐，这道工序单调而枯燥：每天只是从煤堆上用煤筐装好大煤块然后运到粉碎煤块的机器上。在粉煤机上抬筐对于9岁的他来说一点也不轻松，每次都要咬紧牙、憋足劲，一步一步地坚持着。
喝水限时，有时喝不上 陈昌本说，好不容易熬到了午休的笛声响起，工友们成群结队、争先恐后地赶往煤场上唯一的一个水龙头前饮水，水龙头前顿时排起了长龙。“有些工友随身携带一个粗瓷大碗，可以盛水。我和几个小伙伴没有碗，于是就只能用嘴对着水龙头灌满肚子。”陈昌本说，当时有人提醒他：“一定要尽量争取挤到队伍的前面，否则很可能就喝不上水了。”
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这个水龙头原先是全天供水的，后来日本监工认为“卯子工”们总是借着喝水的时间“磨洋工”，于是规定水龙头每天只能定时开放很短的一段时间。“年幼体弱的我每次排队时都不可能抢在最前面，运气好时可以喝上几口水；运气不好，就只能忍受着干渴的痛苦继续上工。”上工的每时每刻都盼着日头往西转，日头却仿佛用钉子钉在了头顶上。陈老说，每天盼到黄昏收工时每人都会领到一张工票，可以用它换到一张黄米饼子。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领到的工票他没有拿去换饼子，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它夹在“良民证”里带回家交给母亲。“我要用这张工票证明：我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
遭受虐待，死里逃生 陈昌本说，在“日钢”里充当“卯子工”一年多中，他遭受过许多非人的虐待：受过日本监工的鞭挞、挨过鬼子枪托击打……但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那次“死里逃生”的惊险历程。“有一天打连班，饥肠辘辘的我和另一个童工抬着一大筐煤爬上高坡，准备把煤块倒进粉煤机。这时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刹那间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四周一片漆黑。“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条阴暗无光的水沟里，这里是煤场的排水渠。几位工友围成一个圈蹲在我的身边，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工友不住地轻声呼唤着我的小名。在大家的搀扶下，我回到煤堆旁，强忍着浑身的剧痛抬起沉重的煤筐重新上工。”
后来陈昌本才知道，在他昏倒的时候，凶残的日本监工跑到他身边狠狠地踹了几脚，但是他依旧没有醒来。偏偏就在这时一辆“瘟疫车”（日军用来将患了瘟疫的工人拉到野外活埋的卡车）驶了过来。“监工认为我患了瘟疫，几个鬼子兵跳下车来，要将我抬上车。危急时刻大家奋不顾身，顶着皮鞭和枪托，拼死挡住鬼子们。”那位老工友过后说，以前不知有多少“卯子工”出现这种情况被鬼子给活埋了。
战后日钢厂不复存在 尽管差点丢了性命，但那天收工后陈昌本却再三叮嘱同村的几位工友：“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定不能让我娘知道！当时一方面我是担心母亲难过。另一方面怕再也不让我来打工。就没有机会拿回黄米饼子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昌本得以重新回到学校读书。有一次语文老师让学生以《我的一天》为题写作文，陈昌本就把自己在日本炼钢厂里做童工的悲惨经历写成了一千多字的文章《童工的一天》,用流畅的文字倾注了自己对日寇的愤恨和对工友们的挚爱。“老师立刻将这篇作文选为范文。”他认为，这篇作文之所以被大家认可,原因就是写出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情感。
抗战胜利后，“日钢”那座饱浸中国人血泪并吞噬过无数“卯子工”生命的“活地狱”,随着日本人的投降而“寿终正寝”，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文/图 记者 郝园园 通讯员 陈敬刚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李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