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署名除外)
一句“想天天吃白馍馍”,刺激了胡卿泰许多年。上世纪70年代末,平度崔家集虽然有着6.8万亩土地,吃着大锅饭的2.8万人口却饱受煎熬。1981年,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胡卿泰“偷偷摸摸”搞起了“包产到户”。作为平度第一个“带头吃螃蟹”的人,胡卿泰被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胡卿泰是其中万千亲历者之一。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的帷幕。在全会精神指引下,青岛市也步入了以变革土地经营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农村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锥心之问,啥时吃上“面干粮”
日前,半岛记者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见到了胡卿泰老人。虽然已经83岁高龄,但胡卿泰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清晰记得当年“大包干”的种种细节。老人说,那段经历是他一生工作中的最大亮点,至今历历在目、铭刻在心。
崔家集地处平度的最西南端,当时崔家集为平度的农业大社,有47个生产大队,223个生产小队,2.8万人口,6.8万亩土地。1975年7月,走马上任崔家集公社党委书记的胡卿泰可谓重担在肩,“刚到崔家集的时候,我们一年吃掉国家统销粮50多万斤,一直吃到1978年。崔家集有着6.8万亩土地,虽然生产在进步,但还是不应该处在那样的状态,拖国家后腿。”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大力发展农业成为公社党委的中心工作。如何让农业增产增收,尽快地让农民富起来,公社开动脑筋,先后采取了“小段包工”“四小管理”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做了大量工作,但事与愿违,粮食产量一直停滞在亩产五六百斤。包括胡卿泰在内的每个人都清楚,问题出现在“积极性”这三个字上。“科技水平落后、农业设施不配套等等因素都存在,但关键是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社员干活的目的只为挣工分,只图数量不求质量。”胡卿泰说,那时农民干活“喊破嗓子打破钟”,每天都要安排任务,这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到了地头,先抽上三袋烟,小半天时间就没有了。干活的质量上更是不堪:棉区种植在棉花出土后几乎每天打农药,人们为省力只在地头打,后来除了地头的棉花都卷了叶。同样的,浇水浇地头、施肥堆地头,“人心涣散,磨洋工靠时间,再好的方子治标不治本”。
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因为粮食产量低,麦子分配到每个人头上,一年的量仅有数十斤,达到100斤就算是好单位了。当时,有一名老太太问胡卿泰,“啥时咱们天天能吃上‘面干粮’?”她说的是吃白面馒头。虽然过去了数十年,胡卿泰还记得当时老人说这句话的情形和语气,当时对他的心灵触动可想而知。
陵县取经,分田到户迅速推开
要想农业有一个突破性的大发展,出路何在?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片茫然。
胡卿泰记得,1981年,为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已有农村开始进行改革,探讨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但当时的平度,工作基调是:我们不是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农村仍要巩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可以搞小段包工,小段计酬,但不能搞包产到组,更不能搞包产到户。
1981年10月初,胡卿泰阅读《大众日报》时看到一篇报道,介绍德州地区贫穷的陵县搞联产到组,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一年脱掉了贫穷“帽子”,解决了温饱问题。
这篇报道对胡卿泰启发很大,他马上召开会议,将这篇文章念给大家伙儿听,讨论本公社是否也可以搞联产到组。不出意料,大多数人认为这篇文章不切合实际:联产到组不符合当前党的政策。“再说我们地区也没有先例,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有人说。
先后开了多次会议,众人的思想还是没能统一起来。胡卿泰绞尽脑汁,突然想到,陵县经验是真是假、是好是孬,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于是,他安排包括村支书在内的4人“取经团”,赶赴陵县。他们花费一周时间进村入户,了解陵县联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操作规程,听到了无数好处和赞扬。
虽然有了可借鉴的经验,可又有人提议,是否先请示上级后再干。胡卿泰说,请示肯定会碰一鼻子灰,先干起来再说。“既然搞联产到组会犯错误,不如干脆来个‘一杆子插到底’,直接来个分田到户。搞好了是经验,搞不好是教训。如果出现问题,一切责任我自己承担！”
有胡卿泰带头,事情很快推进,众人研究制定了改革方案,确定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在统一种植计划、统一管理使用大型机械和水利设施、统一筹划生产资金和生产物资、统一经营集体工副业的前提下,将土地按人口分配到户；大牲畜、小农具等,以生产队为单位作价“拍卖”,交给出价高的农民。
很快,到1981年11月底,全公社有44个大队、182个生产小队实行了分田到户单干。
上级入村,连问47个怎么办
在分田到户推进过程中,崔家集一直有一个声音:搞“联产到组”是出风头,是违背上级的农村工作方针,闹不好会惹出大乱子,会丢官挨批,是极大的冒险动作。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81年12月1日,为期六天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开幕,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完善稳定生产责任制,合理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这时胡卿泰忙于处理分田到户的收尾工作,以“发烧40℃”为由向大会请假,由公社副书记带队与会。
胡卿泰说,崔家集“单干”的消息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赵蓝田的耳中。牵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这种事情必然不能马虎。为弄清事实真象,在会议期间,赵书记专门安排人员赶到崔家集了解情况。随后,当年12月8日,会议结朿后的第二天,赵书记带队一行十余人来到崔家集。
“他们要求我腾出一间房子、生上炉子,不让我们陪同。”胡卿泰记得,连续6天,赵书记深入各村,找大小队干部、党员、群众、烈军属、五保户,详细了解分田到户的做法和意见。
胡卿泰注意到,赵书记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灿烂。最后,他找来胡卿泰,一口气提出了47个“怎么办”:“分地后各户乱种怎么办?”“分到的田地有孬有好怎么办?”……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已经出现过,分地过程中也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对于担心农户乱种的担忧,胡卿泰说:“我们在各村推行‘两大块一小块’经验,就是粮田一大块、棉田一大块,都成方连片,统一种植,看不出是各户单干。一小块就是自留地,群众可以自由种植。”
47个问题都有较为圆满的答案,这时赵书记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你们别叫‘分田单干’了,直接叫‘六统一下大包干责任制’吧。”“六统一”下大包干的经验,即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购置、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统一规划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统一机耕、机播等农田作业,统一供应化肥、农药等主要生产资料等。自此,崔家集公社土地改革经验才有了“大包干”这一新名词。
慧眼识路,县委书记推广
“大包干”在当时的平度很快推行,离不开当时平度县相关负责人的“慧眼识路”。
1998年12月17日,《平度日报》刊发《崔家集“大包干”追忆》一文,讲述了“大包干”在平度的开展过程。文章中表示,“慧眼识路,县委书记推广”。
文章追忆,在崔家集调研还没离开,赵蓝田亲自给各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他们带领各村支部书记到崔家集取经学习,学习后马上照着办。一时间,人如潮涌,来到崔家集学习的人员一批接一批。为了安顿他们,公社党委住房、大礼堂、宾馆安排不下,便安排到各村住；吃饭也是个难题,供销社饭店抽调了很多人包包子、做馒头,仍是供给不上。
几天之后,1981年12月12日,在崔家集公社召开了800多名干部、党员参加的大会。会上,胡卿泰对“六统一下大包干责任制”作工作总结。赵蓝田发表讲话,对“大包干”大加赞赏,并表示坚决支持。这时,台下众人群情激奋,掌声经久不息,胡卿泰禁不住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当年12月19日,赵蓝田发表署名文章:《大包干不转弯,二三年能冒尖——崔家集公社落实几统一下大包干责任制的调查》。接着,县委召开了全县党委书记会议,会上由胡卿泰、王家庄村支部书记朱连升和昌许屯村一个生产队长,分别介绍“大包干”经验。此后,崔家集公社又抽调各村支部书记,分配到各公社去作演讲、作报告。如此一来,崔家集“大包干”经验在平度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篇追忆文章的最后,胡卿泰评价了当时的县委书记赵蓝田:“崔家集‘大包干’所以成功,不是我胡卿泰水平高、有能耐、有眼光,而是有三中全会精神,咱县有赵蓝田。”
“大包干”顺应时代潮流,受到热烈拥护和欢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很快就有农民买了小拖拉机,干活儿劲头儿十足。实践证明,“大包干”搞对了,是农民富裕的正确之路,促进了生产力的大提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亲历者说
翟密章
连年丰收,机关干部羡慕老百姓
今年77岁的翟密章,当年作为苑家庄村大队支部书记,推行“大包干”时冲锋在最前线。当时,该村有450口人,888亩地。在推行“大包干”过程中,翟密章有个最重要的贡献:“两大块一小块”经验就是翟密章带头确定的,后来在平度推广开来。
“分地后,连着几年大丰收,从亩产五六百斤很快就达到900多斤、1000斤,最多的,产量能涨四五倍。”翟密章说,那时候在机关单位上,不少干部一年的收入都比不上“大包干”后的农民,因此都很羡慕。
周云善
出尽风头,大包干后出现万元户
今年71岁的周云善,时任周家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900多口人、1800多亩地。在胡卿泰书记带头搞“大包干”时,他非常认同,努力做村民工作。
接受最快的是相对年轻的农民,而上了年纪的农民接受不了。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大包干”很快在周家村推行,周云善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经验。
伴随着粮食产量翻番,农民生活条件好了,思维也越来越活络。周云善带领村民搞起了制种产业,生产出口韩国的种子。短短2年后,村子里就出现了万元户。“现在人们‘百万元户’也不稀奇,相比之下,当年的‘万元户’更受关注,很出风头。”周云善说,这是“大包干”带来的好处,解放劳动力,也解放了思想。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