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梓原老师（左）八十大寿的时候，很多学生从外地赶来给他祝寿。
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
教师节，2013年9月10日，是第28个教师节。港城有这样一位老教师，今年已经83岁了，从20岁开始教学，直至50岁退休，30年的工作全部奉献给了学生。“教师节？我退休的时候还没教师节呢 ，没有过过。”他笑着说，从小学到初中，从语文老师到体育老师，他认真对待自己的学生，曾经为了让学生去上课，甚至上门哀求家长，自掏腰包为学生交学费……
高中没毕业，一腔热血支援农村
1950年，当时年仅20岁的丁梓原带着满腔热血和激情，从青岛回到了日照，当时的他正在读高中，“高中没还读完我就回到了日照，一心一意地想从事教师行业。”提及当年举动 ，丁老师说，那不是冲动，而是一种信仰。
由于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农村地区老师十分稀缺，为了将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给那些农村娃，丁老师说自己当时一心想支援农村建设，于是向当时的日照县教育部门提出申请，通过考试后，丁梓原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农村教师。
提及当年开始工作的情形，虽然过去已经60多年了，丁梓原依旧记忆犹新，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我是 1950年9月6日开始正式踏上教师岗位的，一去就是当班主任，还是两个班的。”丁老师回忆说，当时都是复式上课，“一个班俩年级，比如三年级和六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这样搭配着上课，我当时带的是三年级和六年级。”丁老师说，当时他教语文、数学和体育。现在已经年过八旬的丁老师身体十分单薄，但是说起当年教体育的事，他神采飞扬，“别看我现在身板单薄，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的，体育成绩杠杠的。”
从教学的第一天开始，丁梓原老师就以学生为己任，说他桃李满天下一点也不为过。“我自己也数不清到底教了多少学生，从教小学到教初中，我每天都是 5点就起床，基本上都当班主任，所以更要对学生负责，5点多就有学生去课堂了。”1980年，作为当时第一批退休的老师，丁老师说，当时他没教够，“工龄满30年就退休，我们是第一批落实这个政策的人。”
工资是粮食，月薪“十七万多”
“我们当时的工资不是发钱，而是发粮食，叫红粱制。”丁老师说，最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他每个月发130斤小米，留下一部分自己吃之外，剩下的都要自己抽空去集上卖。
如果要把当时发的粮食兑换成钱，那“厉害”了。“我们当时没有一块一块的钱，都是成千上万的，当时如果把发的米都卖了，相当于我每个月的工资是十七万五千元。”丁老师回忆说，随着社会进步，慢慢不发粮食了，改按照工资分发工资了。“当时我是一百分，最高的一百二十分，然后兑换成相应的钱，我一百分能兑换成 23.25元。”从1953年开始，工资分也取消了，代替的是工资了。再后来又进行了工资改革，按照老师等级来发工资。“1956年的时候，工资大改革，那个时候教师分为十一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当时日照县最高等级是四级，我是教师五级，全县只有十个人，工资是49块钱。”
49块钱的工资，丁梓原老师一拿就是23年，退休的那一年，工资涨到了58元。
三十年间，工资的形式变了又变，丁老师的工作地点也变了好几次。从最初的涛雒六甲庄子小学，到栈子小学，再到后来的涛雒小学，安东卫初中……从现在的国际海洋城区域到了岚山区，到处都有丁老师的学生，到处留下了丁老师任教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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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两代人出了12位教师
毕业后当老师，成为了丁梓原老师家族的一个优良传统。
丁家两代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名教师了。丁梓原和妻子庄茂云 ，丁梓原的一个堂哥 ，一个堂弟，三个堂妹，两个堂妹夫，一个侄子，以及自己的二儿子和儿媳妇。
家里有这么多人成为了人民教师，丁老师表示，这或许是一种家族习惯。“我当了三十年的老师，一点都不觉得累，退休的时候还感觉没有教够，儿子当老师我也十分支持。我觉得当老师无论从内心还是外在都会让人发生一些改变，我希望自己的东西都被学生们学习吸收，更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学生能青出于蓝，现在我的学生干什么的都有 ，我八十大寿的时候，有七十多岁的学生从家里千里迢迢过来给我祝寿，我觉得十分感动。”丁老师看着当年的合影说，自己三十年的教师生涯中并没有留下几张合影，为数不多的都已经珍藏在相框里保存了起来，时不时拿出来看看，都是一种温暖。
本版文/图 本报记者高晓飞
最大的节日就是儿童节
教师节，从1985年才开始。丁老师1980年退休，执教期间没有过过教师节。“当时没有教师节，我们就跟着孩子们一起过儿童节。”丁老师说，当时儿童节就是他们最大的节日了。
与现在不一样，现在儿童节都是孩子们在学校里集中表演，有唱歌，有跳舞，有拉琴……形式多样。而在那个年代，丁老师告诉记者，庆祝儿童节的形式十分单一，男生就是学打敬礼，女生敲腰鼓。每年六一之前，作为班主任的丁梓原老师总是会带领学生先提前排练好节目，儿童节当天让学生们去政府等部分单位门口去表演，说白了就是孩子们表演，对方给点东西。“一看学生去表演了，里面的人就知道，要过六一了，然后就会给点铅笔，钱或者糖果什么的作为礼物，就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演‘要东西’。”
回忆起当年执教的点点滴滴，丁老师始终面带微笑，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当时大家都很穷，一天表演完了后，把人家给的东西统一收集上来，然后全校学生都有份，‘收成’好的时候每人平均能发两支铅笔，‘收成’不好的时候就只能发一支了。”
“收礼？我要上门求着他们上学”
“那个时候的老师很受尊重。”丁老师说，当时农村很贫穷，识字的人更少，一听去了个教书的，全村人都很激动，村里人会拉着小毛驴去接，小毛驴上戴着大红花，让老师骑毛驴进村，十分隆重。
老师受尊重，老师也尊重每一个学生。“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收礼这一说，每到了七八月份开学的时候，我就要挨家挨户确定上学的学生，有的家长不让上，我就一遍一遍地去求，有的学生家里穷，我就自己掏钱给他交学费让他上。”丁老师说，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学生能接受教育，所以见到家里穷的上不起学的，他十分着急，宁愿自己掏钱也要让学生上学，至于到底资助了多少个学生，丁老师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说：“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提到去村里找孩子上学，同样是老师的丁梓原的老伴庄茂云也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那个时候他去看看谁家里孩子上不起学就自己掏腰包让孩子上，好多孩子家里不仅拿不起学费，连出门穿的棉袄也没有，他就去买棉花和布，回来我熬夜赶着给他们做棉衣棉裤，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带着去孩子家让他穿上，领着上学去了。”庄茂云笑着说，当时自己连夜赶棉袄是常事，经常到半夜，如果做不完就不睡觉，因为孩子第二天早晨要穿。
聊起这些事的时候，老两口并没有觉得多么伟大，脸上始终洋溢着甜甜的笑。对他们而言，那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幸福，一种那个年代的老师们都在做的幸福的事。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