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春景
计划生育有指标,交警罚款有指标,现在连精神病也有指标。“指标摊派”下,人人可能“被精神病”。精神病指标之所以也搞摊派,荒唐之举的背后实则是政绩考核惹的祸。据介绍,他们之所以规定千分之二的重性精神病指标,也是根据原卫生部制订的工作考核评估方案下发的,如果不完成任务,这将会被扣分和督导。这也难怪为接近指标凑人数,以致于在1000人中找出2个重症精神病患者。
政绩考核好比一根指挥棒,把哪些内容纳入考核内容,就等于基层被牵着鼻子走。因为政绩考核,才有了指标摊派。而这种精神病指标摊派,无形中让医护人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据报道说,各个社区寻访精神病人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还为此成立了领导小组,20多名医生被安排深入社区,“逐户排查”。由是观之,指标摊派一旦被政绩考核盯上,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靶心”。
时下,考核出数字早已是“通病”,精神病指标摊派也不例外。问题在于,这样的精神病指标摊派会造成诸多隐患。首先是在统计数字上难免有人做手脚、乱报谎报等等,有些社区没有那么多,但为了凑人数,在数字上掺杂了水分。其次是“指标摊派”下,容易造成精神病收治局面混乱,不仅威胁公共安全,也使每一个人都面临“被精神病”的风险。第三是这种“指标摊派”难免会使部分医务人员“不务正业”,为了层层下发的指标压力,不得不疲于应付,进而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
看来,要遏制精神病指标摊派,必须先要摆正政绩考核。用指标摊派完成一个地区的数字考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变成“指标至上”,则会出现以牺牲某些个体利益换取任务指标的不良后果。这种只认数字的政绩考核,不要也罢。正如精神病法律问题专家黄雪涛律师所说:“将硬性指标纳入某种疾病的统计排查中,很荒诞。各种量化指标下的治疗,对病人们也并非最重要的。对他们的救助治疗,应该从恢复社会功能入手,着眼于社区康复和家庭康复。”
“政绩考核”这个可以有,但如何考核才不至于剑走偏锋,应该有个规则意识和底线要求,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试图从政绩考核里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唯指标”倾向,并让官员政绩与摊派指标相对疏离,这无疑是一道时代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绩考核还是别拿精神病指标摊派当“靶心”,因为这样的考核不但无法射中靶心,还会极易误伤到周围的人。
我们常常铿锵发问:荒唐目标是怎么制定出来的?但很少问另一个问题,这些离奇的摊派指标又是怎样被环环扣扣地执行下去的?如果决策与执行、决策与监督“合穿一条裤子”,行政绩效如何寻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寻找精神病”告诉我们:简政放权固然重要,激活行政链条上的“和而不同”的功能,同样不容小觑。
(作者系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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