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时言平
最近，北京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待审议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草案)》稿中，关于“地铁禁食”的条款，受到广泛议论。随后，北京市法制办回应，已将该条删去，认为此条款更适宜纳入乘车手册，作为对乘客的一种引导、提倡行为。
地铁吃东西等行为，作为备受诟病的公共陋习，如同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说脏话等不文明行为，理应从公共空间及公共生活里革除。但现实的尴尬却是，这些陋习在民众的口诛笔伐中，依然阴魂难散，无奈中，吁请祭出法纪规章制约此类行为的声音也就随之而起。
公共管理者、立法部门能够听到民声，并且有所动作顺应民意 ，自然是好的。但以怎样的方式来达到治理的目的，却是个科学而审慎的命题。规范市民的行为，维系好的公共生活，立法固然是种有效的手段。可关键是，这种必要手段的成立，是否有充分的条件。
“地铁禁食”纳入法规约束范围，如何执行，怕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法规无法被执行，那么束之高阁的法条，或只是挂在墙上好看的风景。并且，法律无法发生效力，无法发挥制约效果不说，甚至还可能损伤法律公信。因此，立法绝不是立完了事，而是要权衡执行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此意义上，它是个科学而系统的工程。
法治社会里，法律是公共管理的准绳。但公共管理中，庞杂的事务，又非法律工具能够完全解决。有些事务，除了法治，需要通过文化、道德等分担。而这，则考验着公共管理者的耐心以及平衡能力。而动辄立法，不仅仅思维简单，还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地铁禁食”入法，虽从理论上界定了该行为的不合理性，但问题的要害却在于，条款该怎样执行、谁来执行，对法规实施环境进行实证，制定出来的法规，才称得上是严谨。
相对于立法一禁了之，通过“乘车手册”等行为指南的规劝，及文化、道德情景的熏染，效果也许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但很显然的是，后者的渐进式改变，总会比那无法或不易在现实土壤中执行的、徒具观赏价值的法律条款更具价值和意义。告别立法的手段和路径依赖，也是公共治理智慧纯熟的彰显，也是法治成熟的表现。(作者系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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