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员99% 的努力救治1% 的希望
心态摆正，本身的身份也有利于取得家属的信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下设立的，之所以这么设置，是因为这完全是一件公益事业。患者捐与不捐跟红会、跟协调员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相比较于医务人员可能更容易协调成功。“不劝捐但不代表不作为，需要积极地去宣传。医务人员说多了可能会让有的家属起疑心甚至反感，但是协调员不代表任何利益，家属接受起来更容易。”张少芹说，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协调员也充当了一个“桥梁”的作用，促进捐献的完成。
人体器官捐献都是如何完成的？张少芹说 ，并不是说患者愿意捐献就能捐献，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流程。她跟记者介绍说，去年全市专门培训了50多名志愿协调员，每次出现潜在捐献者后，自己首先会接到志愿协调员的电话，对方会告知潜在捐献者的基本情况。之后，协调员会联系医院专家等组队赶赴现场。到医院后，先由专家对潜在捐献者的病情进行评估，只有确定病人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希望，他们才会与家属进行下一步沟通。“99%的努力救治1% 的希望，哪怕只要还有一点救治的希望，就不会跟家属谈捐献的事。”
在现在医学水平没有救治希望，全部家属又同意捐献后，还必须要有捐献者身份证明和家属关系证明，如果直系亲属无法到捐献地签字，他们还要赶到亲属所在地，以获得亲属对患者身故后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书；涉及交通事故或者意外伤害的，还要联系相关部门。“记得莱西有一例捐献者，家里挺困难。老母亲90多岁了，无法下床，大冬天当时我们拿着棉被到家里的时候，看见老人穿着棉衣棉裤还盖着被子斜靠在床上，真让人很心酸。但大爱，真不分富贵贫贱，老人同意了。”
凌晨3点的陪伴，对生命给予足够尊重
家属同意捐献 ，所需要的材料也都准备好了，并不是捐献就结束了。张少芹说，整个捐献的过程她都会全程陪同，有时候手术可能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但她都会在一旁见证整个过程。“虽然做不了什么，但亲眼见证整个取器官的过程，也算是一种监督，对捐献者负责，看看最终摘取的器官和家属同意捐献的是否一致。遗体的处理是否符合伦理的要求。”张少芹说，所有捐献者的遗体都会恢复“原样”，在捐献之后还会让家属面对遗体再次进行告别。而事后，家属处理捐献者身后事她都会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因为捐献者确定脑死亡的时间不一样，凌晨出现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而张少芹都会全程陪同，对于工作的辛苦她只字不谈，她一个劲告诫记者 ，捐献者有多伟大 ，医生有多辛苦，“我可能五六点钟就到家了，而医生取完以后还要冲洗、保存，做更多善后工作，他们比我要辛苦得多。”张少芹说，她不是谦虚，而是自己真的这么认为，自己只是做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而捐献者才是伟大的，他们用捐献去救人性命。
对于这些伟大的捐献者 ，张少芹也是小心翼翼做好每一个细节，尽量让捐献者家属感受到足够的尊重。“我们现在做这项工作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大家真的都在认真地做 。”张少芹说 ，就像市北一位捐献者虽然捐献没能成功，但大家还是去了，“当时楼道很窄，医学院60多岁的教授亲自帮忙抬棺，而且大家没有避讳，也一块帮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捐献整个过程，其实都融入了一种人文关怀。只有一例例这么去做 ，才能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自愿捐献器官的队伍当中。
希望自发成立志愿者组织盼望有更多人加入
青岛的捐献者虽然全省领先，但是相比于庞大的需求，现有的捐献量还远远满足不了，作为一名工作在一线的人体
器官捐助协调员，张少芹对于如何更好开展人体器官捐献也提了自己的建议。
“一个事例对我的触动很大，在青岛打工的临沂一位50多岁的男子走路意外摔倒磕到马路牙上造成脑死亡。老伴和儿女同意捐献，但捐献者老家还有四五个兄弟，一下都赶了过来。”张少芹说，当时就不同意捐，老人也都说得很实在，累了一辈子这么走了，到最后还不留个全尸，咋行啊？
当时情况是挺急的，如果拖下去可能等家属同意也来不及，于是青大附院的医生就坐下来静静跟这些老人讲，现在医院一天多少人都排着队等着他们医生去切肝取肾，都是因为疾病害的，需要等着好的器官救命，“人活着的时候就不全活，去了以后为啥非得全？而器官捐献了可能病房里这些等着的人就能救命。”“那就捐吧。”老人就说了四个字，同意捐了。张少芹说，在人体捐献时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再多一份耐心，可能多解释几句、认真做好几件小事捐献就能成功。
除此之外，张少芹还建议，希望社会能自发形成更多的志愿者组织。“现在青岛专职的协调员只有三四个，加上50多个志愿协调员，要宣传普及人体器官捐献肯定远远不够。”张少芹说，希望能通过自发的志愿组织，将人体器官捐献的知识更多普及开来，更多的自发志愿者才能影响到周边更多的人，推动人体器官捐献的发展。
文/图 记者 尚青龙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编辑: 张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