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燕
11月22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情，都要逐步交给他们。”在广东省，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 、特殊领域外，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将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与此同时，广东还将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一业多会”，改变“一业一会”的垄断格局。(11月23日《南方日报》)
稍加回忆就可以想起，近一年来，各级官员有关向社会组织放权的声音，以及不少地方给社会组织松绑的试点举措，其实大有合流之势。今年5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将加大社会组织登记范围，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三类社会组织有望直接登记，不用受限于双重管理体制；北京今年初规定社会福利等4类组织无需找主管单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此外，广东下辖城市深圳一定程度上已经为社会组织敞开怀抱，并引进了壹基金落户，比其他城市快了半拍。
乐观地看，如今，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深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孵化和繁荣松绑。不过，乐观中也有隐忧，红十字会、宋基会等官办社会组织因为近来的丑闻，丧失了社会信誉，如红会副会长再谈郭美美事件时所言：3天毁掉100年。
一些官办社会组织和团体的丑闻之所以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存在问题，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可以履行的职能大包大揽，这不仅导致效率不高，使得社会组织发展僵化，失去竞争活力，还会因为不透明而造成腐败。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会有各种细分、多样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不可缺少的伙伴和助手，可以有效增加社会沟通，合理进行利益和诉求整合，培养社会公信和自律机制，防止社会矛盾扩大，有利于社会稳定。
目前国内的情况是，各类社会组织还很少，据民政部门统计，如果按人口比例算，我们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法国的1/90，美国的1/40。另外，由于公益门槛高，还存在竞争不充分、服务质量不高、效率低下、黑幕重重等问题。近来，壹基金、邓飞的免费午餐项目因为其专业的操作、公开透明的保证，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组织或个人的努力证明，社会组织有能力做好各种社会工作，可以为政府排忧解难，帮助更多的人。
当然，为社会组织放权并不是不需要政府，而是让政府转换角色——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不该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参与社会组织管理的最好途径，就是制定良好的规则，在良好的规则下，社会组织有较为宽松的生存和运行环境，可以得到充分的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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