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康菲对外表示“基本没有证据显示(渤海)漏油事故对环境产生了影响 ”，言论一出便引起广泛质疑，其傲慢、骄横态度再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在对康菲问责的行动中，活跃在一线的不仅有公益律师，更有站在他们身后的山东、河北等省数万名受灾渔民，他们不再迷信“看天吃饭”，而是勇敢拿起法律武器，追讨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尽管进展颇为不顺，截至记者发稿时也尚无一起诉讼被法院立案，但渔民们并不打算放弃。
多次起诉都未受理
12月20日，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收到了天津海事法院发来的通知，要求他为所代理的河北乐亭养殖户状告康菲溢油污染案件再补充材料。这意味着对康菲的起诉再一次被搁浅，而这已经是今年的第六次搁浅了。
8月初，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向青岛海事法院、天津海事法院以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针对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的环境公益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恢复，但是诉状递交后就石沉大海。同月，河北乐亭渔民代表与他们的诉讼代理律师刘凤林前往天津海事法院递交诉状，但法院认为其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11月18日，贾方义代理30名山东渔民起诉康菲一案，11月23日，青岛海事法院确认收到诉状、证据材料和调查取证申请书，但直到11月30日最后期限，他也没有收到法院的答复。
最近的一次是12月13日，河北省乐亭107位渔民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向康菲提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要求康菲停止侵权、消除危险并赔偿经济损失4.9亿余元，但12月20日，他们收到的答复依然是不予立案。
从6月初就开始的康菲漏油渔民损失索赔诉讼，历经近半年时间仍无实质进展。
不立案也要继续告
不过，在此期间，无论是渔民还是律师，都没有放弃过努力。12月上旬，记者在河北乐亭采访时，从渔民嘴里听到最多的声音，都是要“告下去”。
“我一定要告，我不求它能全部赔偿，但多少能挽回点损失也好。”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的养殖户贺业才今年正常养殖扇贝约有1.7万笼，但实际只收获了3000笼，个儿还比较小。参照往年的收成，他今年的收入应该是150万元，可11月25日扇贝收完后，只卖了10万元。
贺业才从业12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损失。他找到了律师贾方义。“不管是康菲还是中海油的责任，我一定要找他们讨个说法。”贺业才并不懂相关的法律，但他知道，总要有人对这件事负责。
与贺业才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河北省乐亭县姜各庄镇南海滨村的边玉善。今年刚刚开始养殖基围虾的边玉善投入了60万，颗粒无收，“以前这里养虾一年只放一两次虾苗，而今年大多数养虾户几乎都放了三次苗，依然成活率极低。”
南海滨村的养殖户张广德养的虾也大面积死亡了，他认为这绝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第一批虾苗死的时候我就看到虾池中有油花，我没想太多，换了水之后油花更多了。”张广德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康菲渤海湾溢油的新闻，他开始想到基围虾的死亡可能与此有关。“我们已经聘请了律师，正在准备起诉。”
但现实远远不像渔民们想的那样。
在我国，《环境保护法》施行十年，“破坏环境”鲜有定罪案例。具有典型意义的海水养殖索赔案件，仅有山东省长岛县北长山乡店子村诉陶克森航运公司、温良柱等诉珠海新世纪航运有限公司的船舶触损扇贝养殖区索赔案。较少发生且鲜见成功的环境权益保护范例，不仅暴露出了国家环保和民事立法上的客观短板，也折射出诉讼力量筹备上的先天不足。
环保意识的觉醒
傲慢的康菲与日渐崛起的维权意识迎面相撞，鹿死谁手现在还未有定论。一位参与此事的律师现在正在“观望”，他告诉记者，自己私下里曾经和海事法院沟通过，“最好是由国家海洋局出面起诉，要不然很难立案”。
早在8月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就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则“关于公开选聘渤海溢油索赔案件法律服务机构”的公告，并要求“应聘机构应于8月20日前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递交正式报名函”。但已经四个多月过去了，北海分局并没有进一步实质性的动作。
有律师表示，康菲漏油事件能否带给渔民合理的补偿并不确定，但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此之前，从来还没有过渔民因为油污损害向跨国石油公司叫板的事情发生。渔民对康菲的索赔受到了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渤海沿岸共有20多家律师所、300多名律师在关注这一案件，多家律师事务所免费为受灾渔民提供法律服务。对康菲的公益诉讼，成为今年中国公益诉讼的一大亮点。
“对渔民也好，对普通老百姓也好，这是环保意识、维权意识的一次大觉醒。”中国老教授协会海洋分会秘书长董罗海说，这次针对康菲的诉讼为以后的渔业损失索赔提供了经验教训：无论是怎样的跨国巨头，只要它触犯了中国法律，侵害了百姓利益，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记者 陈浩杰 周超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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