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士兵
2月18日晚，山西省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被杀害，犯罪嫌疑人是死者妻子的哥哥周云。次日中午，周云被抓获 ，据其交代，因多次找王伟国要求在退休前从企业调到事业单位工作并要求调整儿子的工作单位均未果，心生不满，遂对王伟国产生报复念头，行凶杀害。(本报2月20日A28版报道)
做官有风险，周遭要谨慎。但谁又能想到，一位副市长最后竟然倒在自己妻兄残忍的毒手之下呢？因未能满足妻兄调动要求而丧身，这位副市长身后获得了众多充满同情与敬意的目光。当然，除了慨叹命运之诡异无常，有人还由此联想起特定的官场之怪现状 ，提出一些质疑与追问。
“不给妻兄调动工作的副市长就是好官吗？”这就是网上的一种质疑声音。死者为大，需要人们报以足够的悲悯与敬意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追问并不仅仅指向这位不幸殒命的副市长，而是基于极其复杂的官场环境与官员伦理。
评价一个离世者，中国人是更加注重使用“良言褒词”。这种评价，很多时候聚焦在一个人一生中做过的某件事情中。这种聚焦与放大体现在对官员的评价上，往往更加明显。公开呈现的对官员的最后评价主要有两种腔调——“好官”与“坏官”。只要是没“出事”的正常退休官员，就会被公众视为“安全着陆”，最后可以获得很多溢美之词的评价。而“出了问题”的官员，当然就是“坏官”，除了接受斥责声讨，就是渐然销声匿迹。然而，在现实中，还有太多太多的“庸官”。
现在，山西大同市副市长王伟国“出事”了，也得接受民意与官方最后的评价。王伟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官，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尽管他拒绝为妻兄调动工作，可以获得一定的加分。但如果我们换种思维来看，这难道不是一名官员本应遵守的底线吗？在今天，民主、法治、文化、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价值，更应该成为官员信奉的价值。在对一名官员进行评价的时候，不能再停留在表面的道德判断之上，更不能背离起码的规则伦理，而应该真正纳入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视角，来审视这名官员的执政能力与社会贡献。说到底，能否摒弃一己之私利，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应该成为评判官员好坏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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