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单士兵
11月26日，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在相关会议上透露，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即将由最高法院、公安部、最高检、民政部四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对监护权怎么调整、怎么转移、怎么恢复都将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强调，对那些没有资格、没有能力监护的监护人，要剥夺其监护权，(11月26日澎湃新闻网)
一个人明明没有教育孩子的品格和能力，却还是充当着孩子监护人，由此制造的悲剧，这些年并不鲜见。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伦理，孩子完全是属于父母的，父母甚至对孩子拥有“生杀大权”。尽管现代法律在不断清除这样的封建传统，但是，文化伦理的积习非常严重，很难被彻底清除。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尽管有剥夺“问题家长”监护权方面的意旨，但内容宽泛，缺乏执行层面的具体规定。
要剥夺“问题家长”的监护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即便是四部门将联合发布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也还是停留在“意见”和“指导”的层面，从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缺乏法律的刚劲，离真正现实生活中落地无疑还有太远的距离。从这个意义讲，现在，关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最重要的制度文化，来发挥其警示价值，同时敦促相关部门更加重视如何管理中国孩子监护人问题，驱动更高层级更有利于落实执行的制度出台。
在西方，剥夺“问题家长”监护权，就是一种法律常识。而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强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家长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一个走向文明和法治的国家，应该为孩子始终提供慈母般的呵护，为此，也就必须杜绝孩子遭受“问题家长”伤害的现象。尽管让变更监护人的孩子融入社会，对这些孩子进行生活教育，需要更多配套制度，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但是，这绝对不应成为以制度剥夺“问题家长”监护权的阻碍。现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即将发布，希望这个制度前进的一小步，能够驱动法律完善的一大步，让未成年人保护迅速走出陈旧传统，让未成年人监护干预迎来彻底的制度转身，释放出最大的制度善意。
半岛网辣蛤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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